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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述怀
段拥军
我渴望,并衷心的期望、梦寐以求的盼望,党中央借奥运东风,启动基层选举政治改革。此举将会对我们的官风和社会风气发生根本性的影响,将会有力的提高我们的行政效率或者说执政能力,是为题记。
以一般的眼光看,我不算老,60年代生人,正在向50岁进发。可是家人朋友都说我老了,我自己更是感到老态龙钟,因为我的心理年龄早已老的不能再老了。
回首青春年华,早在我政治上刚刚懂事的16岁,四人帮打倒了。1977年初中毕业我走上了工作岗位,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令我激动不已。那时的变化真可谓应接不暇:可以看到从未看到过的政治历史书籍了,可以看到*前和当代世界各个国家的电影了;右派摘帽了,不再搞唯成分论,有大学可上了;干部知识化专业化了,土地承包到户了,粮食随便买了;肉够吃了,回口内不再需要领导审批了,不用每天晚上组织政治学习了。
革命时期:一天等于20年
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进步更可以说是一日千里,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一场革命,而另一位伟人说过:革命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我们有近10年无书可读、无电影可看。每年有几部电影小说可以发行,还要最高领袖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邓小平同志一上来,新的老的、国际的国内的书可以印了,日本的、香港的、台湾的电影可以放了,这是一天等于10年的变化。建国以来,我们天天兴无灭资,天天在社会主义这一纯之又纯的营垒里斗来斗去,邓小平同志来了,开放了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员信息交流,人民自由了、国家开放了,近30年的闭关锁国,一朝终于打开了,因而它是一天等于30年的变化。
领导干部终身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社会主义苏联就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毛泽东同志身体力行,对此没有提出任何疑义,亦未做出任何改革的努力。邓小平同志两次被错误的打倒,第三次一上来就明确表态:出来工作有两种态度,一是为做官,二是作点事。本着作点事这个态度,在一大批担任中央省地领导同志被打倒十年之久,再次出来工作已经年龄很大的情况下,他毅然决然的推动这一在我党历史上、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通过顾问委员会这样一个过渡形式,全面建立起了各级领导干部的退休制度。
凭资历、能力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邓小平同志完全有条件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力荐年轻的同志,并最终在1989年极其复杂的形势下辞去一切职务,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和平交接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这是一年等于100年的变化,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现代化树立起一座无人能比的丰碑。
随着我们国家的开放改革不断深入,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2000年末虽然我们没有能够实现全面普遍的一切方面的现代化,但毕竟在许多方面实现了现代化:我们有了现代化的公路、汽车,有了现代化的大学、办公设施。与此同时,我们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由各级公务员和垄断企业员工、外资企业员工组成。有一个不断增长的资产阶级队伍和一个不断扩大的小业主群体,他们率先步入了小康生活。也有了一个人数庞大的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在改变着单纯作为农民的低收入状态。更有一批国有企业的老职工和退休工人,他们享受着国家的养老政策,因为有养老保障,因而生活过得还算可以。当然也有一大批困难群众,他们属于人到中年依然无法退休的原国企职工、城市中新增就业人口,属于没有条件优越的岗位而只能在众多低收入、高强度工作岗位工作的人群。国家正在利用日益强大的财力解决这些弱势人群的生活问题、养老问题。
现在唯一让我这样的老人放心不下的是,我们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89风波而大大减缓了步伐。传统政治体制范围内的改革进行了不少,然而收效甚微。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因为意识形态的禁忌和巨大的习惯势力影响,而不能有所突破。事实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邓小平同志早在80年代《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讲话中,就已经作了充分阐述,并对改革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胡锦涛、温家宝同志不止在一个场合谈论民主是党的一贯追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17大报告更是用了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政治文化社会改革的方向、路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思想观念,更是从意识形态上打破了旧的政治理论观念的束缚。
我等得花儿都谢了
现在的许许多多问题在政治而不在经济,因此,仅仅关注GDP解决不了人们希望解决的问题。现在收入不公在体制,各类社会矛盾不能有效解决、影响社会稳定、行政权力执行不力,致使中央的政策得不到切实贯彻也在体制。而这些体制中的绝大部分与行政管理体制、干部选拔任免体制、权力监督制约体制有关。改不改现行体制,如何改革现行体制,更在于人们政治思想、政治观念的开明与科学。不止一个高层官员的腐败案警醒着我们,不止一个全国性的走私大案警醒着我们,不止一个国企贪污大案震惊全国、震惊全球,这一切事实都反复不断的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道理:传统的方法,诉诸道德观念、思想觉悟和人的素质的方法,在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腐败大案、走私大案面前收效甚微。吴敬琏先生说:“我们为什么让腐败延续那么长的时间呢?”
看到80年代我们社会改革事业全方位整体推进的景象,读到邓小平和各位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人们对改革充满了无限期望。然而,我们的青年时代过去了,中年时代也过去了,老年时代快步到来。我们眼睁睁的看着成克杰、胡常青这样的高层人士一步步走向腐化和堕落,焦急甚至愤懑的看着王怀、陈良宇又走向犯罪的深渊。我们的国企管理制度、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我们的法律法规、我们的公众媒体,居然没有一个能挡住32亿贪污大这样触目惊心的案件发生,眼睁睁的看着赖昌星,由一个普通农民发展成一个走私几百亿的走私大大腕。上访高峰、大案频发,中央领导一次次批示,只能一个一个解决突出的影响巨大的个案,而普遍性的问题及其制度性根源依然无法改变。
对于政改的可行性,我们的专家学者多有探讨,对改革如何着手也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但是直到今天,意识形态化的争论还不时出现在我们一些学者、政策研究者的文章中。动辄说我们的改革不姓资,姓社,不能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要划清民主社会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这些同志真是没有面对现实啊!看一看现实中一个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想一想普通农民、市民、下岗工人、学生、无业者面临的生活困难,听一听他们梦寐以求的呼声,我们这些同志还能说出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吗?显然不会。
不过,正像当年大包干责任制的合理性、可行性、科学性永远只能由吃不饱肚子的农民嘴里说出,由亿万农民的万般追求和衷心愿望中发现一样。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性、必要性、合理性,也只能从亿万普通民众的真心追求和愿望中找到。
听说有一个高校出了一本书,说到2040年我们国家才可以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民主法治国家,到2040年即32年以后才实现现代化,这样的政治现代化规划我肯定看不到实现的那一天了。我曾经写过一篇网文,题目叫做《民主政治只能缓慢逐步的推行》,编辑修改为《民主政治只能稳步推进》,我的意思是:政治改革只要启动就有希望。不怕慢就怕站,龟行赛过兔跑。文章在网易贴出后,一个网友的回帖令我至今难以忘怀。他用一句“我等得花儿都谢了”,连续重叠,组成一个飘带式的字形,让人看后触景生情,催人泪下:我们不都是从80年代的花季,到90年代坚持留下几朵,再到21世纪真正到了没有花,也没有激情的年龄吗?的确“我们等得花儿都谢了”。
政治体制改革真就有那么大的风险?
政治体制的改革真就有那么大的阻力和困难,真就有那么大的风险和影响吗?我以为没有。如果把这一问题拿到我们的理论家面前可能确实如此,如果将这一问题提到现在正当着领导且有很大希望当更高一级领导的官员们面前,由他们投票决定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如果将问题拿到超越各方利益局限的仁人志士面前,拿到亿万普通民众面前,拿到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面前,绝不是这个答案。
在干部选拔制度改革方面,我们从落实党员权利、真正开始选举党支部书记、基层党委委员入手;在行政上,从普遍选举村长乡长镇长、街道委员会主任入手,实施这些方面改革的条件早已成熟得透透的。今天,我们的广大党员和民众,既有选举需要的知识,也有选举需要的热情,更有积极参与选举的物质精神动力。说什么我们人的素质还不合格,说什么选举会造成混乱,选举会出现贿选;说什么选举会出现抹黑。这跟没有住过医院的人把医院看成不是人能够去的地方,或者看成不是普通人能够去的地方,所犯错误性质是一样的。也是一种吓唬人的说辞。难道今天,我们国民的素质还不如民国初年,不如民主革命时期?那时能选举议员,能搞豆子民主,现在竟然不行了!
选举能带来多么大的负面影响!选举出的官员能力差还是参与腐败的比例大,如果不是如此,完全不必怕。所谓抹黑,无非是政治上公开揭短,正因为有人被抹黑了,才有更多的人不再黑了。一个马英九的特支费案,会惊醒多少马英九的接班人避免这样的错误,保持廉洁的形象和声誉;一个民进党的陈水扁倒下去,又有多少民进党的接班人汲取他的经验教训,力争做一个台湾人民信赖的人。如果说选举有贿选,那么一个希望担任公职的人,贿赂全村的人或者全台湾的人,比起他贿赂一个人或几个人要合理得多,有意义得多!
许多事情都是说起来多么多么可怕,干起来一点事都没有。当年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果断决策知识青年全部返城是这样的事情,后来在全国农村推行大包干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是这样的事情,彻底否定*也是这样的事情。今天,17大报告的不少观念放在两三年前同样是不得了的大事情,但是邓小平同志义无反顾的做了,四代领导同志毅然决然的宣布了,这一系列涉及国家命运前途、涉及意识形态禁忌、涉及亿万人民意愿的事,就终于决定了。出现了什么了不得的风险了吗?没有,根本没有。
作为老人,我多么希望从基层入手开展一场切切实实的政治体制改革呀,让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党员真正有机会尝试一下各级政府组织法、中国共产党党章赋予我们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让我们的民众(他们朴实纯真正直犹如我们最近天天在电视上看到的受灾同胞一样)也有一个过一两年就举行的、对每个村每个乡每个街道的政治活动有着重要影响的节日般的选举啊!选举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最基层干部的面貌。
不要拿个别农村村委会选举不理想的例子来否定这一举措的价值和意义,那是不规范、不配套、不严谨的选举必然出现的后果。这一点本人有充分的经验,因为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兵团农场就有过民主选举连队干部的实践,其成功经验足以说明这一点。

段拥军 男 1960年生,新疆米泉市人, 爱好哲学政治学研究,研究方向:历史唯物主义,民主集中制,文化大革命。曾在《北京社会科学》、《九江学院学报》、《上饶师范学院学报》、《杂文月刊》、《中国财富》、《资本市场》发表文章。 zuolujun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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