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才是将资产性财富增值转化成民众消费需求，从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的最好方法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越艰巨，产业结构和增长模式的转型就显得越迫切。历次经济的大起大落，绕不开一个基本问题。当此“最困难的一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推行各种调控措施之际必须同时治本。只要中国经济还以资产国有、土地国有为主体，投资而不是居民消费就将继续主导中国经济，转型也就难以实现。

　　政府职能转变，新闻媒体环境放宽，法治强化，这些都是中国产业结构“轻化”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些基础性制度改革举步维艰，则服务业难以发展不足为奇。同样重要的是，国有资产和土地产权必须私有，否则，消费难以增长，投资和出口仍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在目前这种制度下，经济增长速度再快，民众也只能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途径分享好处，享受不到太多资产增值的财富效应，也就无法产生太多的消费需求。资产国有从根本上抑制民间的消费增长。没有消费需求，第三产业当然难以发展。

　　──国有制经济偏重工业投资，忽视服务业。

　　国有经济对服务业的抑制，对高能耗与高污染重型工业的特别偏爱，不是今日中国才有的新鲜事。在最早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的苏联，经济结构就是如此。苏联高速发展靠的是建设投资。在完全的国有制之下，苏联政府能集中调配全社会的资源发展工业，而民生类的消费品被忽视。在各工业行业之间，苏联发展的也是重型工业，而不是轻工业。所以，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苏联科技先进，军用和工业品供应充分，消费品却时常短缺，服务业就更不用说了。

　　为什么国有计划经济会偏爱重型工业，轻视服务业？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是观念上的偏好。不管是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还是中国，当初追求国有计划经济时，起点都是农业社会，都有追赶西方工业国家的强烈愿望。对于想要走出农业社会的人来说，吃、住、行的生存需要当然是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目标，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自然都以生产多少物质为准，因为提升物质生产能力是解决温饱需要的具体途径。相比之下，服务业本身不一定直接生产“东西”。

　　但人们没有想到，当工业技术成熟到稍微做些投资就能生产出大量物品时，人类的基本需要已容易满足，经济发展拓展到非物质的服务需要，拓展到高层次的人生体验，也包括安排好今天和未来方方面面的物质生活安全与精神生活安全。这就涉及金融、保险、养老、医疗、教育、文化等等，这些都是原来停留在温饱边缘的传统社会无法顾及太多的服务业。

　　对于今天已相当工业化的中国，观念必须改变。退一步讲，消费也是一种投资，因为经济中最珍贵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而消费即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围绕人的生活和工作而发展的服务业，即是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具体形式。

　　第二个决定国有经济产业结构的因素，是自上而下的经济决策架构。通过国有制把投资和消费决策都由政府官员掌控之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变成经济决策的主导因素，而不是市场的需求决定生产和投资。官僚化决策不仅会突出政治、以政绩优先，并且天生对市场不敏感，这必然导致闭门造车，军工项目、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会是行政决策者的首选。

　　──国有制仍然是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障碍。

　　跟计划经济时期比，今天的中国经济已不完全受行政计划支配，不仅民营经济比重越来越高，即使是国有企业，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竞争压力，它们也不完全受行政部门支配，对市场需求有了一定敏感度。特别是国企在国内外股市的上市，使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对市场需求的应变能力都有所提高。

　　至此，国有资产是否不再需要改革了？私有化是否不再重要？以前关于国企是否应该私有化的讨论，只停留在国企和民企谁的资产回报率更高，谁的效率更高这些标准上，好像只要国企效率跟民企一样高就行。但生产资料和土地是国有还是私有，其后果远超出企业微观行为层面。

　　中国今天的财富所有权结构仍然只有利于重化工业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不利于服务业与内需增长。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据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介绍，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元。到去年底，国有财富等于88万亿元。

　　民间家庭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拥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财富很少。据国家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元。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88万亿元国有资产与土地的三分之一。

　　这样，中国的资产性财富共约115.6万亿元，其中，国家拥有约76％，而民间才占24％。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性财富升值中，政府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3倍！这种财富结构，决定了财富增值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只能是有限的。

　　实际上，国家的“可支配收入”不只是这些，还有财政税收，去年预算内财政税收为5.1万亿元，假如今年还以30％的速度增长，会升至6.5万亿元。这样，今年国家的资产增值加财政税收，等于15.3万亿元。这么多收入和财富掌握在政府手里、由政府支配，结果还是会继续往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大项目上投资，这些投资当然能像以前一样带来短期经济增长，只不过从效果上会继续增加中国重化工业的产能，强化对出口的依赖度。

　　相比之下，如果这些国有资产和土地都是私有的，内需和第三产业就更有动力增长，因为在那88万亿元资产都是私有的情况下，今年8.8万亿元的资产性增值分到13亿人身上，每个公民今年的收入就会多6769元，三口之家的收入就多了20307元。这些资产性收入掌握在私人家庭手里之后，必然会转换成对消费品、对服务的需求，这不仅能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而且可以给服务业带来大的需求。

　　所以，在资产私有的制度之下，经济增长给民众带来的不只是劳动收入的增加，同时还会有资产财富增值，这两者合在一起，当然成为消费需求增长的强劲动力。说到底，财富和资源掌握在谁的手里，对产业结构、对内需有着决定性作用。

　　──只有私有化才能改良中国的财富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发展至今，已经有了巨大的物质产能，更多生产性建设投资的必要性已相对降低，况且那样做会继续加快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产业结构必须要由“硬”变“软”，由“重”变“轻”，由“出口”转变成“内需”导向。在这个转折点，资产和土地的国有已经弊大于利。中国有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由私人拥有、由私人去决定是做消费还是投资，这从根本上抑制更贴近民生的服务业发展，阻碍居民消费增长。

　　以前，许多专家说，中国就是跟其它国家不一样，这么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却没有带来相应大的财富效应。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财富效应不足当然不奇怪，因为当中国76％的资产性财富都控制在国家手里，当人民几乎不拥有任何实质性资产时，经济增长速度再快、资产性财富升值再多，这对于居民可以花、可以用的收入当然没有影响，也就不会有普通消费者层面的财富效应。

　　中共十七大强调要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这是相当好的政策方向，让普通家庭拥有私人财产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之基础。但是，只要国家继续拥有76％的资产性财富，而不是将国有资产和土地人均一份地私有化到公民个人，那么，不仅居民消费需求难增长、中国经济模式难转型，而且普通大众很难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该有的一份，增加个人财产性收入的目标也只会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由国家独享资产性财富增值的时代该结束了，私有化才是将资产性财富增值转化成民众消费需求的最好方式。■

　　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评之评

　　转型难在体制改革落后

　　□许小年/文

　　陈志武教授以数据和事实说明，国有经济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有部门占有全社会资产存量四分之三强的情况下，国有制的偏好决定了投资的GDP比重不断上升，以及消费份额的不断下降。

　　这一分析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为了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让全体民众分享更多的改革与经济增长成果，我们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GDP中的消费比重，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让居民个人拥有更多的财产，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具体而言，将土地所有权真正落实到农民身上，在资本市场上向公众出售国有资产，不仅可以降低政府偏好导致的经济结构扭曲，也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根本性措施。

　　需要强调的是，所有制改革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居民拥有的资产多了，可以向服务业配置，资产性收入多了，可以增加消费，但愿望转变为现实还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障碍。

　　细数中国经济中的服务业，除了零售、餐饮等少数行业，均处于政府管制之下。从金融、电信、交通运输，到医疗卫生、文化娱乐和教育，几乎所有的重要服务业都是准入壁垒高耸，行政审批拦路，民间资本的进入如蜀道之难，能够拿到经营许可证的大多为国有单位。过度管制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致使中国服务业长期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2007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38％，而印度为50％以上。实证研究表明，中印之间这十多个百分点的差别，可归因于对服务业的行政管制和法制不健全。

　　由此可见，在推进所有制改革的同时，有必要放松和解除对服务业的管制，否则民间资产无处可去，会继续涌入过度发展的制造业，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依然如故，转型就永远是一句空话。如同所有制改革，监管改革也是当前一项日益紧迫的任务。■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