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北京奥运寄托了中国人难以言说的“化蛹为蝶”的冲动。往前看30年，中国人开始搞市场经济；往前看一个甲子，红色新中国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往前看一个世纪，老大病弱的大清帝国的子民只是东亚病夫。历史是用时间节点来描述的。中国人一个世纪所有的彷徨、探索与努力一起奔向2008北京奥运之年。不仅如此，申奥标志中打太极拳的人，奥运奖牌金镶玉的传统祝福与工艺，奥运火炬上盘绕着的一朵又一朵祥云，北京事实上想让5000年的中国文化一起参与奥运。

小毛毛虫变成大毛毛虫叫成长，毛毛虫变成蝴蝶叫超级成长，蝶图腾崇拜“蝶变式的超级成长”。听惯了落后就要挨打，于是反过来崇拜超级成长就是一种必须的信仰。无论对广大中国公司来说，还是对整个中国来说，200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人们会用各种关键词来描述它，蝶变可能是其中无法忽略的一个。

北京奥运是契机，也是中点

奥运之所以是契机，原因在于它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当奥运火炬在全球传递的时候，即使那些不友好的事件也是在表明某种“关注”。世界是一个大舞台，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果没有专门学过世界地理，普通人能一口气报出名字来的恐怕只有几十个。一个国家要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世界才会关注她。比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因为是诺贝尔奖的颁奖地，全世界铁定每年都会关注她。按照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约瑟夫·奈的说法，一个国家的实力可以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软实力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而传统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学技术力量”则相应地称之为硬实力。硬实力是很重要的，2008年4月，德国park avenue杂志发布《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榜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赫然列在榜首，其理由是中国受惠于胡主席的政策，即将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就软实力来说，目前的中国无论是实质还是表象，都还显得有些单薄。传统老牌圣人，唯有孔子在全世界是有名有号的，所以我们用很大的力量在全世界办孔子学院。

按照我的理解，中国儒家（讲究礼乐）倾向于打造国家软实力，而法家（一心一意变法图强）倾向于打造国家硬实力。软实力与硬实力需要阴阳平衡。光靠软实力不行，像孔子的邦国鲁国，周朝的礼乐制度在当时各诸侯国中间，鲁国保存得最完整，但鲁国一直是一个小国、弱国。在战国七雄中，没有鲁国的位置。光靠硬实力有点像三国时代的吕布，刘、关、张三人合起来也打不过他，但三国鼎立没有吕布的份。关羽虽然打不过吕布，但中国老百姓立庙祭祀的“武圣人”不是吕布，而是关羽。关羽曾经败走麦城并不重要，关羽有软实力，就是忠义。

中国崛起必须寻找“内生性的力量”

西方商品经济已经走过了100多年，让我们对其取得的成就表示高度的尊敬。自清末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以来，中国人一直抬不起头。中国人在国际上抬不起头，就闷在家里发脾气，摔东西，一会儿要砸孔家店，一会儿要破四旧。又有人痛下决心提倡全盘西化，全盘西化等于格式化，要把中国历史与文化一笔勾销。改革开放30年，中国崛起在欢呼与质疑声中前行，中国人学会了用更从容的眼光“平视”西方，同时又以巨大的热情“回望”悠久的中国历史与文化。这是一个基础，一个可以起飞的跑道，中国式崛起需要在平视西方的同时，更多地寻找“内生性的力量”，从而成就中国自身的道路与梦想。

朱镕基总理曾经说：“我们国家现在缺少什么样的企业家呢？缺少博古通今的企业家，既懂得国外的经营管理，又懂得中国《孙子兵法》，又懂《共产党宣言》的企业家”。的确，只有具备上述所有基因的企业家才是独特的，才是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

我一直在想，假如初上井冈山的毛泽东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会不会有后来的红色中国？中国式崛起如果找不到内生性力量，而是屈从于国门洞开之后国际环境的逼迫，或者只是更浅层次的随大流式的亦步亦趋，那么中国式崛起就只是镜中月、水中花。

走过30年征途的中国企业家现在有了一种自觉，他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传统文化，问他们业余看什么书，看中国经史典籍的人越来越多。作为硬币的另一面，西方也越来越关注古老的中国智慧。比如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中用“阴阳太极图”表述他对高瞻远瞩公司的发现：“在本书以下部分，我们会持续运用中国二元哲学里的阴阳太极图。我们特意选择这个象征符号代表高瞻远瞩公司的一个关键要素。这些公司不用我们所谓的‘非此即彼’来框限自己——那是一种不能轻易接受矛盾的理性观点，认定两种表面冲突的力量或理念不能同时并存。”为什么一向被称为严谨、科学的西方式商业研究，最后得出结论的时候，还是要归结到中国的阴阳太极图？柯林斯的结论对中国智慧来说完全不是什么新发现，因为早在2000多年前法家巨子韩非就发明了“矛盾”这个概念。

某种意义上，中国企业家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天然地可以从中国文化的蓄水库里寻找智慧。假如我们能有一种热诚去了解中国文化，我们一定可以感觉到西方“技术”层面强，中国“智慧”层面强，而中国式崛起必须用“中国智慧包容西方技术”。在挖掘中国智慧的时候，有远大抱负的中国企业家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工商智慧比胡雪岩的层次要高，要留意的是不能就“小径”而去“大道”。复兴中国智慧宏大与尊严的本来面目既是中国崛起的原因，也是中国崛起的结果。

把中西方管理思想对立起来，根本不是中国智慧的气度。《基业常青》、《第五项修炼》这类畅销的西方管理学著作客观上都遵循着一种逻辑：从技术分析的“小径”入门，最后趋于中国智慧的“大道”。我对西方商业研究融合中国智慧的从容和老道感到惊奇和不安，如果中国企业家需要到国外进口中国智慧，那是中国的悲哀。

打造世界级品牌：中国崛起的关键情节

在现代工商社会，软实力和硬实力有一个共同的源泉，就是国际品牌。就商业力量来说，许多国际品牌富可敌国；就文化传播来说，许多品牌是一国精神之象征。美国《商业周刊》每年推出“全球品牌100强”榜单，中国迄今没有登堂入室。许海峰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夺得首枚奥运金牌，中国商界也迫切地需要一个许海峰。中国经济总量虽然有望跻身世界前三强，但在2007年“全球品牌100强”榜单上，美国品牌有52个，日本品牌有8个，德国品牌有10个，经济总量不如我们的法国有9个，英国有6个，瑞士有4个，韩国也有3个。

同处儒文化圈的中国近邻日本、韩国通过奥运让民族品牌成为世界品牌的成功经验，使整个中国对2008北京奥运寄予无限的期待。中国工商界所有的努力需要一个契机，在这一刻化蛹为蝶，哪怕蝴蝶的翅膀还是湿的，但的确已经是蝴蝶，为翩翩起舞作好了一切准备。

我看到中国品牌征战国际的身影，这种身影就目前来观察还是孤独的，甚至是悲壮的。中国5000年的历史、多民族融合的文化事实上可以为中国品牌的塑造提供更多的灵感。中国品牌的背景板可以更绚丽，内涵可以更充盈，更有一种雍容的撼动人心的气度。一方面学会用国际语言，一方面学会用民族语言，这样的中国品牌才是独特的。用巴尔扎克的方式写小说，而又想超越巴尔扎克是不可能的。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商业语言，再让这种语言成为一种国际语言。

一个国家、一个品牌的崛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指望通过一次奥运毕其功于一役。中国式崛起建立在一种互动关系的基础上，这种互动的精髓就是“信”。 “信”又分为三个层次，对应着崛起路径上的三个步骤：第一步，让世界对中国有信心；第二步，让世界对中国有信任；第三步，让世界对中国（文化）有信仰。每一步都是一次蝶变。唯一能支撑连续蝶变的只有对蝶变的信仰和追求。

从让13亿中国人不再挨饿，到“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抉择，到在各个领域确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再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中国奥运精神，中国正在连续蝶变中变得越来越美丽，中国一次又一次用实际行动让世界对中国建立信心、巩固信任，催生信仰。

“世界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会给世界一个惊喜”，2008北京奥运，中国式的蝶变之旅又一次徐徐拉开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