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拉德前此介绍过庄子、颜回和卢梭的“三师论”，觉得不够满意：卢梭的缺乏以天为师，庄子或颜回的虽则不缺这个，但他们的天并非真正的天，就在他们理论基础之上构建成一个新的“三师论”━━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三大范畴：天、地、人。大意是：以天为师得智慧(哲学)；以地为师得知识(科学)；以人为师得道(道德)。

一、以天为师得智慧，因为人的智慧有一半来自天。在这上面最成功者是希腊人，他们的做法是：虔敬天神并以同样虔敬之心学习数学和天文学，坚持向上看。柏拉图说天神赐给人“数和一切美好事物”，是句敬神语，真正的意思是：人通过运用数学和天文学向天上的永恒事物学习，也通过向天学习去充实和完善数学和天文学，开启灵魂的视觉，培养起虔诚和爱智慧的美德。人的前一半智慧属于天赋，它在0－3岁时基本形成，因人文环境而异，人的灵魂是否敏锐，是否能够转向天空，由它决定。哲学就是爱智慧，只有那些灵魂视觉敏锐，能够从天空获得后一半智慧的人，才能担负创立哲学的重任。
以天为师者并不放弃以地为师和以人为师的机会，希腊人就曾经以巴比伦人、埃及人、印度人为师，外国老师，而以荷马为所有希腊人的国内老师，希腊人后来懂得向天学习和向地学习，与这些老师的教导分不开。

二、以地为师得知识，地就是我们身边的自然界。卢梭的“三师论”中第一个老师是自然，第三个老师是“事物”，也可以部分归属于自然。从体系上说，自然包括天和地，但在日常应用中，自然的范围往往被限制在地面上的事物，即人生长于中，活动于中的环境，天只作为一个背景模糊地出现在自然的边缘，因而以自然为师可以另称以地为师。以地为师获得的主要是知识(科学)，这方面的佼佼者是日尔曼人，卢梭是他们的一个代表。

地上的东西大多数是具体的、可见的、生灭变化的事物，它们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在在古希腊时代，科学就是知识，指分科知识。世界万物的知识构成科学，但天文学是最早、最古老的学术，研究天空的学术，与灵魂论相联系，可以独立出来。数学则从来不归入任何科学门类，它适用于一切科学，柏拉图称几何和算术都是研究永恒事物的学术，它也是独立的，它和天文学在此就归入以天为师的学术，余者统统归入以地为师的学术。这个划分是柏拉图定下的，他无疑是以天为师的教师，他推崇的就是数学与天文学；而亚里士多德是典型的以地为师的教师，在他百科全书式的体系中，就没有数学和天文学著作(有相近的灵魂论和气象学)，这种划分似乎是他们师徒俩心照不宣的安排。

因为天地本一体，懂得以地为师的人必定同时懂得以天为师，日尔曼人就引进希伯来人创立的上帝，让上帝成为自己的天神，产生康德等以天为师的哲学家。

三、以人为师得道，这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人，主要指古人；道，指老子和庄子所宣扬的道德，主要内容是人伦，也有模糊的自然背景。现代人把道理解为自然规律，恐怕是种附会，而不是古人的真实思想。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自然几乎完全无知，更别提自然规律。

只有跳出中国传统，选择真正优秀的人作老师，以人为师的收获才可能产生显著的成效。一切形式的教和学都是人的学习活动，以天为师和以地为师，说到底都是以人为师，关键是选择什么人作老师，在这方面日本人作出了个榜样。他们先以中国人为师，后以打上门来的西方人为师，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中国人由于择师不当，一直以古为师，就少有超越古人者，至今还得读经。今天也懂得向世界大师学习，但敬重的仅是“赛先生”(Mr Science)，最为重要的“伟先生”(Mr Wisdom) 和“亚忒女皇”(Queen Art)被冷落，还是没有找对老师。物质富裕了，精神却没有相应地富起来。

不同的“老师”产生不同的文化，以上就是三个“教师”产生的三种文化及其代表，它们间的差异是显著的。三位一体的天、地、自然是完美的、无限的，向它们学习获得的智慧、真理和知识也是完美的、无限的，以天为师和以地为师是人接近神的道路，前途无量。相比之下，人是有缺陷的，即使是圣贤，也是不完美的，以人为师者的收获就会比以天为师和以地为师者的收获小得多。如按庄子的说法，以人为师不过是他人叩头作揖自己跟着做的事，收获就更是卑微了。即按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说法，收获会大一点，但它与前两者比也有个明显的差别━━在虔诚上。以天为师和以地为师者容易得到这一人间最高的美德，人也就会变得尊严而高贵。而以人为师者则很难做到虔诚，因为被尊为师者本身往往是不完美的，学者从他们身上容易得到的是与人相处的技巧，人性中的贪婪、狡诈和攻击性容易滋长，让人变得平庸、卑下。

文明发展一个趋势是泛爱论的泛滥和民族文化的溶合。泛爱论以商业为中介促使世界范围先进帮后进、强者助弱者浪潮的产生和开展。原先走在前面的人的步伐慢下来，以与走在后面的人的距离拉近；走在后面的人在前者的帮助下步伐加速，赶了上来，所有人逐渐以整齐划一的步伐共同前进。这让各种文化的差异被掩盖，但这种差异却始终存在━━在少数人的身上表现突出。其实这种差异以前也是主要表现在少数人身上的，即使在古希腊，真正懂得向天学习的人也是少数，大多数人对天的认识则停留在神话中；日尔曼人直到18世纪还没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向自然学习，否则卢梭就不会因为发表《爱弥儿》而被迫东躲西藏。只有中国人以古为师倒是全民性的，直到今天还不乏信奉者，并由于文化溶合而增强了信心。要不是因哲学、科学、艺术和国足不如人意的表现，国人很可能就会忘记这个差距的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