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袭警，张家界爆炸，瓮安事件……我不知道最近是怎么了，尽出一些恶性事件。

为什么干群关系这么紧张？为什么社会变得如此让人不易理解？难道真的“不是我不理解，是这世界变化快”？

想起一段古文，是《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所载的战国时代著名的兵家吴起与魏武侯的对话：

吴起事魏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龙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这段话的中心是“在德不在险”。决定政治兴衰和军事成败的根本性因素是政治、军事本身上的积极进取，而不是地理因素。三苗氏“德义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纣“修政不德”，虽有险固的山河，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

天下没有攻不破的险要。

潼关虽险，毕竟项羽曾入之，曹操曾入之，刘裕曾入之，安史叛军亦曾入之。

瞿塘虽险，毕竟岑彭曾入之，桓温曾入之，朱龄石曾入之，刘光义曾入之，汤和曾入之。

剑阁虽险，毕竟邢峦曾入之，尉迟迥曾入之，郭崇韬曾入之，王全斌曾入之。

长江虽险，毕竟晋师曾渡之，隋师曾渡之，宋师曾渡之，元师又曾渡之。

“险可恃而不可恃也。”中国古人对于地理险要与政治兴亡的关系其实已有了比较科学的态度。险之不可恃，是因为决定政治兴亡的自有更为根本的因素，而非地理因素。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勤修德政，自可怀敌附远，弥患于未萌。若不修德，则一舟之人尽为敌国。险之可恃，是在政治、军事上积极进取的前提下，因地设险，防患于未然。险之不可恃是在战略乃至政略层面上的，险之可恃是战术层面上的。

反观最近的一些恶性事件，我们可不可以反思一下某些人高高在上的老爷作风？可不可以反思一下某些人为什么如同过街的老鼠遭到老百姓的唾弃？可不可以反思一下某些人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有了“德”，不必全副武装，也不会有人生安全之虞；没有“德”，就是开装甲车上班，也会遇到大大的危险！

（文未校对，见错必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