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年的群体事件中，一直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汉源、太石、汕尾、定州、东山。。。。。。，因为大面积的土地拆迁、环境保护等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因素，而出现聚集和对抗；

一种则是万州、广安、温州。。。。。。因为偶然的医疗事故、治安事件或刑事案件等等，而出现聚集，这被叫作无利益相关的冲突。

利益相关的冲突好理解，无利益相关的冲突则不好解释，尤其是在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中，人民政府代表人民，是不可能出现人民群众VS人民政府的图景的，也因此，官方对冲突的事件解释中，一直沿袭着少数别有用心+不明真相群众的模式，而这次也不例外，甚至还特意强调了黑恶势力的所谓“挑衅”，无他，无法突破正统意识形态，只得选择无视现实罢了。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确实存在着大量无利益相关者对政府机关的冲击的事实，这是一个需要去理解的事实。在我看来，应该与以下因素相关：

首先，所谓无利益相关，其实仅仅是在某次特定事件中无利益相关，而不是说从来都与权力机关的作为无利益相关，在历次的拆迁、下岗、城管、治安。。。。。。。中，不知道有多少曾经的利益相关者，汇聚到了某次看似无利益相关的行为中来；曾经的利益相关，可以移情到这一次的利益无关中来，共同之处就在于，曾经全能的权力将所有荣耀和责任归之于自身，那么，所有特定利益相关的最后落脚点，也一定指向了权力的所在。

其次，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假设当中，那就是，既有的权力运行方式可以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出空间，而后者的发展，又可以反过来逐步改变既有的权力运行方式，从而实现所谓的渐进转型。表面上看，在东部沿海的大都市区域，在市场化媒体和网络空间的庇佑下，在法治进步和社会交往逐渐充分的掩护下，这一进程似乎渐有雏形——当然，孙志刚和崔英杰也提供了反例。但是，在另外的区域，尤其是在内地市县这一特定的层级，事情或许并非如此，在这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尚不足以在当地造就足以让权力忌惮的任何力量——想想彭水诗案和西丰进京拿人，而权力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授予，不需要给予在地社会以责任承诺，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在地社会一切进程之上的超级存在，可以想像的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它将怎样地深入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去，而在利益相关的场合，这样的权力又将如何运行，而这样一来，又将由此积累下多少的怨恨——犹如不断聚集的易燃气体，只等待一颗火星的出现。

最后，现代转型既带来成功与荣耀，也一定会将失败的苦涩留给特定人群，而如上所述，中国特色的现代转型背后一直有权力之手的直接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权力与所谓的成功是正相关的，而这在市县层级这样层级更加突显，这就使得失落者倾向于将自身命运归因于权力的作用，以此缓解自己心理的失落——这里面还不包含下岗人群这样自身境况与权力因素密切相关的群体。在这种心理的长期投射下，权力这一存在，就可能由影响自己命运的重大因素，成为改变自身命运必须克服的障碍，由不得不承受的被动压力，成为需要主动去克服的束缚，当然，这种由被动承受到主动克服的转变，或许仅仅是下意识的，但未必不存在。一旦遭遇到特定事件的刺激，就犹如被召唤的魔售一般，脱缰而出。

这就是我对翁安事件的理解，它来自于三个因素：依旧存在的全能权力、经济社会进程中的超级权力之手、转型社会的群体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