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是逐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即循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股道走过来的。社会每一阶段都比它的前一阶段进步，比它之后一阶段落后，世界在进步。

这一理论的基础是生产力决定论。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提高技能并不断积累生产经验，促使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力提高，生产关系变得相对落后，从而引发社会革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社会进入一个新阶段。科学被认作生产力，中国人还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即它是生产力最重要的推动力，而科技进步是明显的，由此也得出世界在进步的结论。

在马克思之前，康德持有的却是道德决定论：“在历史中看到的无非是一种道德运动”。这就牵涉到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问题，前者导向进步，后者导向退步。尼采以此曾作出三种推论：向善、向恶，或在两者中摇摆。在新版的《权力意志》(孙周兴译)第308－309页中有两段话：

人性是否有一种向善的倾向，该问题是通过下述问题而得到准备的，即：是不是有一种事情，它除了通过人类的那种道德素质就不可能得到别的说明。这就是革命。“人类历史上这样一种现象再也不能被遗忘，因为它揭示了人类天性中一种力求更好的素质和能力，诸如此类的东西，或许还不曾有一个政治家经过苦苦思索而从迄今为止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得出来过。”(康德)
如果人性不断变坏变恶，那么人性的目标就是绝对的坏和恶了：这种恐怖主义的想法是与幸福主义的想法或者“千年至福说”相对立的。如果说历史是在进步与倒退之间摇摆不定的，那么，它的整个活动就是无目的的和无目标的，无非是一种忙碌的蠢事，以至于善与恶互为抵消，而这个整体则表现为一出滑稽剧：康德把这叫作市侩的想法。

在这里，尼采只是分析，没有结论。人性善还是人性恶是个古老的论题，它和道德的标准都很含糊，往往要从行为判断。个人的道德不能从他怎么说去判断，而要从他怎么做来判断，整体的道德也当以这种方式判断，战争就被认为是一条衡量的标准。攻击性是动物和人共同的本性，在人间表现为不断的战争，自有人类就有战争，战争是人的野性的表现。人类的战争一直表现为逐步升级，二战达到顶峰，二战后却表现为逐步降级，人类在努力抑制各种战争，争取持久和平，这是否道德提高，世界在进步的表现？这就不是没有争议的━━中世纪西方的皇帝大多数好斗，甚至身先士卒、披挂上阵，却大多数不是道德败坏者；中国皇帝大多数只顾自己享乐，从来不参加战争，却少有道德高尚者，而且谁敢说今后就没有更惨烈的战争。

与生产力决定论相比，道德决定论显得更重要。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明显的结果是物质丰富，群众生活水平相应提高，生活更便利也更舒适，但道德往往没有相应提高，甚至会下滑。生产力促使社会商业化，一个恶果是：人们自小就懂得如何算计他人和社会，以获得自己的利益，并以此作为“成功”的标志。在中国这个现象就很明显：生产力空前地高，腐败和犯罪现象也空前地多，假冒伪劣产品泛滥，连按常规生产的农副产品也失掉了它们的固有特性，变得越来越难以入口。此外，还有环境污染和心理障碍等问题。这一切表明，道德的提升比生产力的提高重要，进步还是退步不能以生产力高低去衡量，而要以道德水准的升降去衡量，人们应当努力的，不是继续提高生产力，而是提高道德，而尼采的分析表明，这样做十分困难。

要提高道德第一件要做的工作是对人性有个基本估计，若人性本善，就可以放心地实施“无为而治”；若人性本恶，就要实施严刑峻法。基督教认定人性恶，有原罪，上帝发现自己造人是个失策，后悔了，因而用大洪水毁灭人类━━再次失策，让挪亚全家活下来，今天又是满世界的人。生产力进步和商业化加速人口增殖，恶随之增多。

毁灭人类是上帝的特权，因为人是上帝的作品。除了上帝，谁也没有这个权力。但让人口降下来，却是治世良策。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动物若数量过多并且集中生活在一个地区，会表现烦燥和种内相互攻击，人类也有这种倾向，只因受文明的约束，才没有完全发作，转而向内变成一种系统熵。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治乱之道就这么简单，“人民少”是关键。虽不是一个全面的论证，却抓住了问题的症结。老庄推崇的“小国寡民”型理想国隐藏着的基本原理是：人口与自然资源要相适应，它们间有一个理想的比例，破坏这个比例(早就被破坏且在加剧)，人口就转化为另一个系统熵，不仅会引起生存危机，而且会引发道德危机，任你在其他方面如何努力都无济于事。

于是，人口发展趋势成了衡量世界进步还是退步的一个综合性的参考指标：出于理性而不是天灾人祸，总人口逐步下降，危机和灾难的总量在减少，世界在进步；总人口稳步增长，危机和灾难的总量在积累，世界在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