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里你听到的是，一位普通中国人不同凡响的声音。

老子和庄子先后都以怀旧之情提到古代国家，庄子更详尽地将它们列举出来，那就是：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黄帝)、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共12个朝代，“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上古时代被庄子称为“至治”的国家理想吗？从老子和庄子的描述，我们得不出这个结论，国人大多数持批判态度。结绳记事肯定是个笨办法，不得已而为之事━━设想将每天鸡下的蛋打个绳结记下来会是什么样子？还有更多更重要的呢；“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也不是值得称赞的事。它对抑制传染病的流行固然有好处，但会造成近亲婚姻，容易产生遗传缺陷，让民族体质退化。一个小伙子与边界另一边的一个姑娘一见钟情，他身边的狗看上了她身边的狗，牲畜越界吃草，孩子看到邻国的水果馋涎欲滴，一国的山林大火蔓延到周边国家……，都有可能打破这种状态。

至于“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这些描述，无非是说人民安贫乐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想变革。这种没有创造的平稳生活是否理想姑且不说，它能否延续就是个大问题，人口增长，自然灾害，流行病这些难以预料、不可抗拒的事件都有可能会打破这种平稳状态。

一个国家是否理想，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统治者是否优秀，若统治者优秀，不用问，他治理下的国家必定和谐有序、兴旺发达；若统治者昏庸或平庸，也不用问，他治理下的国家必定混乱无序、一团糟。古代君王是否都那么优秀，那么值得称道，不是没有疑问的。

传说和史料称，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让人民由穴居到巢居。伏羲氏创造记事符号、“八卦”、乐曲和制网捕鱼等技术。尧为人简朴，吃粗米饭，喝野菜汤，能团结族人。史记说：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年老时他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了舜，经过几年考察后，禅让王位给他。舜知人善任选用能人，任命禹作司空，主平水土；命弃作后稷，主管农业；命契作司徒，主管五教；命皋陶管理五刑等等。在他治下，按时播植百谷；挖沟开渠以利灌溉；疏通河道，治理洪水；公布五刑，除去四凶族，把各项工作都做得有条有理，开创了上古时期政通人和的美好局面。死时，禅位于禹。神农氏(炎帝)教民耕种，并亲自尝百草，创医学。轩辕氏(黄帝)打败蚩尤和炎帝，进入黄河流域，开始繁衍中华民族的大业。“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还说他用玉作兵器，造舟车弓箭，染五色衣裳。他让妻子嫘祖教人民养蚕、治丝。他令大臣仓颉造文字，令大挠造干支，令伶伦制作乐器、令宁封制陶，令宫廷医生构思《黄帝内经》，等等。

这些描述大多数属于传说，把群众的发明创造都归功到少数帝王头上，若这些传说都是史实，只能说明中国人自古就很愚笨，样样要靠帝王教，而帝王的功业也很有限，他们只会自己动手或依赖少数能人搞发明创造，而不能让人民聪明起来━━这才是帝王最需要做的千秋功业呀！

后人大加称颂的舜起码有两件大事是做错了的。一件是我在《中华民族的启蒙课》中说过的，让契教给人民以人伦，把活命与生子作为人民的第一要务，促使人口大增。虽说这是顺应民俗和民心而为之事，但作为统治者，完全可以引导人民追求更为崇高的事物，却一件也没有。第二件是实施毁灭性的生态政策。“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孟子：滕文公上)为了驱赶野兽而焚烧山泽，虽说是为民着想，最终却给民众造成巨大的灾害，后患延续至今，这个头开得很糟糕。

古代帝王治理国家比较共同的特点是：“爱民如父母”，即爱护人民如父母爱护子女一样，因此而受称颂。但以慈爱治国并不产生好结果，以慈爱管理自己的孩子都少有管得好的，何况用于管理国家。16世纪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就认为君主治理国家使用仁慈的手段不如使用残暴的手段更为奏效。上述舜的所为就是典型事例，一心为民，最终却害民。更主要的是，以慈爱治国还促使人口迅速增长而造成无穷尽的苦难。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人民可以完全依赖自然为生，不用劳动、不必争斗，也能够丰衣足食，这才是理想世界，关键的一点就是“人民少”。而在帝王爱民、生民政策的激励下，人口急速增加，形势急转而变为：“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这无疑宣布了以爱治国和生人文化的破产。虽说社会不能始终停留在茹毛饮血时代，但抑制人口，让人口数量与自然资源相适应，是实现“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统治者治国必须掌握的智慧，鼓励生养的方针则与这种智慧背道而驰，为民生而破坏环境则是错上加错。

还是在这篇文章中，韩非子对尧、舜、禹三帝禅让的美德的评价也不高。尧的生活简朴，“监门”即看门人过的生活都不比他过的差；禹带头治水，亲历亲为，三过家门而不入，连腿毛都掉光，“臣虏”的劳作不过如此，现今一个县令都比他们生活好、权力大。他们的禅让不过是将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役让与他人，这种行为值不得称道。

中国长期的贫穷落后和群众的愚昧野蛮，上古的帝王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们没有开好头，把国家引导到一条平庸、衰微和战乱不断的道路上去。他们不是单纯的思想家，而是权重一时的统治者，爱人民，也受人民爱戴，却没有将权力运用好，未能给群众创造持久的幸福。

老子生活在春秋时期，庄子生活于战国时期，那时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他们怀念上古富足、宁静、无争的生活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将它理想化。春秋战国时代的混乱正是上古君王爱民、生民政策和他们努力缔造的养生文化的必然结果，人口激长的结果，在这一点上，老庄不如韩非子有远见，看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