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丁千城《蝶图腾》一书）

道之“体”并不重要。因为道之体，更像是科学家、哲学家研究的对象。

真正重要而有实践意义的是道之“用”，这是中国智慧最有特色的一部分，也是无论个人还是组织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情境。

在一个组织成长的过程中，在现实决策中，组织领导者永远必须在种种矛盾中作出自己的选择。这种矛盾的最高原则就是“阴阳”，蝴蝶模型区分了“阴阳”的22种具体表现形式：

最高原则：用阴用阳

组织治理：[1]用文用武

[2]用恩用威（用赏用罚、用宽用猛）

[3]用儒用法（教化与刑法）

[4]集权·分权

[5]人事·制度

[6]无为·有为

[7]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

竞争领域：[8]用攻用守

[9]用正用奇

[10]用虚用实

[11]用刚用柔

[12]示强·示弱

[13]王·霸

[14]主宰者·领导者（布热津斯基：《大抉择》）

[15]硬实力·软实力（约瑟夫·奈：《软力量》）

一般观念：[16]方·圆

[17]动·静

[18]巧·拙

[19]智·愚

[20]单刀直入·以迂为直（《普华永道论变革型领导力》）

[21]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易经》）

[22]致广大·尽精微（《中庸》）

以上所列都是“阴阳”的具体展开。不论是在组织治理领域，还是在竞争领域，还是在个人的人生领域，我们所做的决策，或者行动的事实依据，都逃不脱上述种种阴阳的纠缠。

解说“用阴用阳”的二十二种形态

道之“用”在阴阳，燮理阴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阴阳平衡”。在这方面，伟大的中医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阐释。

中医认为，中医不是治病，而是治人，“治人而病自治”。进一步廓而大之，则“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这种“一以贯之”的东方思维精神，比之西医的“目无全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因此，中医会非常自信地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黄帝内经》上说：“治病必求于本”，而“生之本，本于阴阳”。阴阳不总是平衡的，“偏阴偏阳为之疾”，阴阳一旦不平衡，人就生病。治疗的过程则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平，就是平衡。《黄帝内经》进一步强调说：“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中医只抓一点，就是阴阳平衡。中医是不管什么细菌、病毒的，因为人自身强大了，阴阳平衡了，补中益气了，免疫力强了，无所不在的细菌、病毒能耐我何？

上文列举了阴阳的22种形态，可以简单地区分为三大类：一是组织治理，二是竞争领域，三是一般观念领域。当然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

【用文用武】

“文武失调”，可以举一个案例。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建国以后，有鉴于五代十国军阀混战，政权频繁习惯性流产的状况，以高度的政治智慧，通过“杯酒释兵权”的诡秘动作来实现“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没有杀功臣的君主之一，但这也导致有宋一代长期“积弱”（军队战斗力差）的局面，而士大夫知识分子则极一时之盛。宋朝文化大家如星汉灿烂，但在军事上是屈辱的。不仅要向北方的辽国、西夏国年年进贡，两个皇帝（宋徽宗、宋钦宗）也做了金国的俘虏，宋朝廷在开封混不下去了，只好迁往更南方的杭州。

中国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宋朝则是张弛失度，文盛武衰。

【用恩用威、用赏用罚、用宽用猛】

恩威、赏罚、宽猛，蝴蝶模型“法”这一部分有详细论述。有论者说，分别以“人性善”、“人性恶”为依据，公司管理也有两种基本哲学：一种以宽为本，相信每一个员工都是积极要求向上的，公司的任务则是给员工创造合适的环境，这种管理哲学可以惠普公司为代表。惠普公司两位创办人之一的比尔·休立特（Bill Hewlett）有一句名言：“只要企业提供合适的环境，我们相信员工必然全力以赴。”

另一种管理哲学以猛为本。IBM的郭士纳说：“你的下属绝对不会做你希望做的事，他们只会做你要求和监督检查的事，这就道出了管理的真谛。”基于这样的管理哲学，公司就会相应发展出最繁复、精密的管理制度，繁复到员工穿什么衣服，每天刷几次牙、皮鞋多长时间擦一次都有明确的规定，远大中央空调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

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到今天2000多年了，并没有谁消灭谁，分别以此为依据的两种管理哲学也都诞生了伟大的公司。这就说明，性善、性恶都是人性的基本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并没有所谓的纯阴，也没有所谓的纯阳，而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合抱。惠普公司的目标管理法中就包含着强烈的“威”，而远大中央空调的制度中也包含着强烈的“恩”，它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切合各自的实际情况，找到自身的阴阳平衡罢了。

【集权/分权、人事/制度、无为/有为、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

集权与分权、人事与制度、无为与有为也是对立统一的，任何实务决策者不过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其中的精密平衡点，而且这种平衡点在不同的时机会发生迁移。

“高度集权”会削弱地方的力量，“高度分权”也会让中央权威趋于瓦解。人权、物权、财权是权力的三个方面，地方分公司如果什么权力都没有，那工作必然是无效率的，但地方分公司权力太盛，也必定发生离心倾向。

人事很重要，因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但制度也很重要，没有制度，人员就不可能大规模地集结并得到有效的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就在于既能有效管理数量众多的人，又能保持被管理者的个性、能动性和创造力。

无为、“看不见的手”很重要，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发现的那样，因此有人要说，干预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但有为、“看得见的手”也很重要，正如凯恩斯的经济主张，以及罗斯福新政所实践的那样。

对“阴阳”某一方面的强调都不能称之为“原则”，而只是“权宜之计”。唐末藩镇割据，皇帝要重树中央权威（称为“中兴”），此时当然要强调集权。宋朝中央集权过度，地方没有力量，因此异族入侵，首都开封一旦陷落，就很难再有打持久战的可能。这些都是毛病——“偏阴偏阳之为疾”。

【用儒用法】

儒家推崇“人事”，永远梦想明君贤臣，但对“制度”变革一向持极端反对的态度，“法先王之政”是儒家的金科玉律。法家强调制度变革，在中国历史上领导变革的都是法家人物。儒家倾向于保持现有局面，对以仁义为中心的教化不遗余力，并且认为只要把“内部的事”做好了以后，远方蛮夷自来归服，因此儒家的竞争哲学是“以迂为直”的。

法家的竞争哲学不同，“富国强兵”是其中心思想，法家要把全体民众打造成一把“信仰的利剑”。法家治下的民众是没有个性发挥的余地的。商鞅变法下的秦国民众，所有人朝思暮想的只是敌军的人头。敌军的人头是一种最坚挺的货币，可以马上兑换出荣誉、地位、金钱和美女。

历史上只有少数帝王能够在“用法”、“用儒”两方面取得平衡。汉武帝时的宰相公孙弘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法、用儒的一种“结构”——外儒而内法，其治理精神的内核是法家的，但是外面有一层儒家的糖衣——“缘儒而饰法”。之所以有这种创新，一方面在于公孙弘本人既精通法律条文，又善于用儒家理念来修饰法律条文，按照现在的说法，公孙弘既是法律专家，又是大儒，他做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兼收并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唯法”或“唯儒”已经在历史上造成了重大的经验教训。战国时期，用法最彻底的秦国最终统一了天下，而真的相信并加以实施儒家教条的那些国君不过是“胜利者的笑柄”。燕王哙相信儒家津津乐道的“禅让”，把国君之位让给大臣子之。其实在子之那一方面，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谋主之一是苏秦的弟弟苏代，兄弟俩都是唯利是图的纵横家。燕王哙“禅让”的结果是燕国内部大乱，而内乱必然会招致外侮，齐国差一点灭了燕国。我们再看一个案例，一直梦想称霸的宋襄公，他相信在战场上不能攻击渡河渡到一半的敌军，按照儒家的说法，这样做不够仁义（当然兵家的说法是“兵不厌诈”）。宋襄公同样遗笑于天下，他的争霸历程看上去不像是一个传奇，而是一个惨痛的笑话。一切都是矛盾的。儒家的仁义也成为许多枭雄的核心竞争力，因为儒家仁义如果运用得好，也可能达成“传檄而定”的惊人效果，就是《孙子兵法》中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子兵法》的理论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纽先钟《孙子三论》用三种阴阳来概括其精髓：一是攻守，二是奇正，三是虚实。

【攻守】

攻守就是防御与进攻。长平之战前夕，赵国老将廉颇采取积极防御战略。廉颇知道秦军远道奔袭（从陕西到河北），必不能持久，而且秦国一定担心楚国、韩国会趁虚抄其后路，因此廉颇采取积极防御战略，以防御为主，夹杂小规模的进攻，目的是让远离本土作战的秦军不得安生，这是当时战场形势决定的唯一正确的战略。秦国看战场进攻的“阳谋”难以奏效，就用外交战线上的“阴谋”来打破目前形势胶着的战略平衡。“阴谋”也很简单，就是反间计，赵孝成王马上中了计，启用“纸上谈兵”的赵括替代了“老成谋国”的廉颇。年轻气盛的赵括觉得廉颇这样谨慎的战略简直就是投降主义，于是一改积极防御为单纯进攻，最后的结果是赵国损失了45万军队，赵括也丢了小命。

赵括的战略思维是单线条的，他那小巧而又自负的头脑中只能放得下一条“阴阳鱼”，要是养两条鱼的话，赵括的鱼缸就太小了一点。

【奇正】

关于奇正，有一个成语：守正出奇。奇正原来的意思很简单，在战场上两军对垒，双方压住阵脚，进行正面对抗。会用兵的将军总还要另派一支部队埋伏在敌人料想不到的地方，或者用来偷袭敌军大营，或者去烧敌军的粮草，或者守住敌军正面战场失败后必然退却的要道，其目的一方面可配合正面战场，另一方面则可以扩大战果。

如果没有奇正，那么历史上众多以少胜多的战例就很难得到解释。

奇正还揭示了一条原则：资源是一回事，资源的运用则是另一回事；或者说“资源”并不就等于是“能力”。

奇正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有各式各样的发展。比如韩信“背水一战”就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兵法之大忌，但却是对己方军队心理的一种精密把握。韩信当时领导的军队不是什么正规军，既没有经历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也没有从前的深恩培养出来的忠诚，更没有以国家、信仰为核心的荣誉感，这种军队稍遇挫折，必然先在内部自行崩溃。所以韩信要“背水一战”，要让实际上是乌合之众的军队“置之死地而后生”。

把奇正说得玄而又玄是不严肃的。奇正的思维遵循一种简单的逻辑：在考虑任何问题时，首先考虑“正常策略”是什么，所谓正常策略大都属于一种历史经验，从前别人是怎么做的？竞争对手是怎么做的？这就是“守正”；其次考虑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非常策略”，大家都这样做，从前都这样做，我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这就是“出奇”。

大家都知道“声东击西”，我能不能“声东击东”。大家都采取“分销制”把商品通过数级代理商传递到终端，但安利不这样做，安利搞“直销”。家电企业大家都想着产品线扩张，但格力说不，我只做空调，只想把空调做到最好；家电企业都投靠苏宁、国美，但格力说不，我要自己建立格力专卖体系。

扩而大之，“出奇”就是创新，就是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中所讲的“标歧立异”。《孙子兵法》中的“出奇”思想可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创新思维的源泉，但这种创新思维一直被局限在军事领域，而不能进一步向政治、经济领域加以拓展，最后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想“守正”，但守不起来了。鸦片战争，大清帝国面对的是西方的洋枪洋炮，大清国的军队还没有发现敌踪，洋鬼子一发炮弹就打过来了，因此就算岳飞、关羽在世也打不过他们。恰当其时，“正”已经是西方的工业革命，已经是西方的近代工商体制，已经是地理大发现导致的海上霸权，这个新历史时期的“正”，大清国没有，非但没有，恐怕听都没听说过，大清国严重跟不上国际形势、时代大潮。英国庞大的代表团来华，想做生意，大清国的官员烦不了，还是“万邦来朝”的传统思维，一高兴，又硬说人家是来给慈禧大后祝贺生日快乐的。

对大清国来说，“守正”已不可能，只好“出奇”，于是义和团的铁布衫、金钟罩被大清国误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竞争力量，到英国人的军舰上投掷“身上绑着鞭炮的猴子”也成了帝国高阶层军事会议上商讨的战术。这充分说明，守不住“正”，光想着出“奇”，到后来不是出奇，而是出洋相。

【虚实】

《孙子兵法》说：“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以实（优势）击虚（弱势），当然胜算的把握要大得多。毛主席说，“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而且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虽然在总体上我的实力不如你，但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某一个特定的地点，我有可能集中比你更强大的兵力战胜你。我就是要不断地打小胜仗，然后“积小胜为大胜”，然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为什么没有永远的霸权？是因为对竞争者来说，任何强大的对手都有虚弱的地方，都有弱点。“虚”就是弱点。这种弱点或者是结构性的，或者是属于基本面的，又或者只是稍纵即逝的，但一样都是“虚”，都是弱点。

《庄子》讲了一则寓言：庖丁解牛。牛骨头很硬，牛骨头分布很广，牛全身都有骨头；庖丁解剖牛的刀很锋利，但再锋利的牛刀，天天去碰很硬的牛骨头，刀刃也会吃不消，所以越是憋脚的屠夫，换牛刀的频率越快。庖丁就高明得多，牛骨头很硬，牛骨头分布很广，牛全身都有骨头，但庖丁知道或者说相信，牛并不是全身每一个地方都是骨头，骨头外面连着筋，连着肉，还有各种非骨头组织的器官，筋、肉、器官就没有骨头来得硬，牛骨头是“实”，筋、肉、器官就是“虚”。庖丁因此确定一个战略：避实击虚，最后的结果是，庖丁的那把牛刀杀牛无数，工作了几十年，刀刃还像是新的，没有任何折损。后人崇拜庖丁的这把牛刀，就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千牛刀”，佩带千牛刀的宫廷卫士或保镖，也有了一个专门的官职名，叫“千牛备身”。

【王/霸、主宰者/领导者】

布热津斯基《大抉择》提出一个问题：“美国要做世界的主宰者，还是要做世界的领导者？”美国历史短了一点，所以新问题多，专有名词也少。这个问题翻译成中国语言，就是美国究竟要行“王道”还是“霸道”？前文提到，燕王哙听信儒家教条，神经错乱，把君位“禅让”给大臣子之，结果燕国大乱。齐宣王（田辟强）觉得机会来了，就出兵灭了燕国。当时齐宣王和孟子有一段对话：

前314年，齐宣王请教孟轲：“有人建议我不要攻占燕国，有人建议我趁机吞并它。我想，以万乘兵车的大国去进攻另一个同样的大国，50天就征服，这靠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只能是天意。现在我若不吞并燕国，上天一定会怪罪。我把燕国并入齐国，怎么样？”

孟轲回答说：“吞并后如果燕国人民高兴，那就吞并吧；吞并后如果燕国人民愤怒，就不要吞并。齐国以万乘兵车大国征讨另一个大国，那里的百姓都捧着食品、茶水来迎接齐军，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跳出水深火热的战争啊！如果新的统治水更深，火更热，百姓又将转而投奔别的国家了。”

孟子的话听上去很有一点“人权高于主权”的味道，但往后的事实是，30年之后（前284年），燕国上将军乐毅大举反攻齐国，又几乎灭了齐国，齐湣王（田地）也送了小命。为什么恰好是30年？按中国文化，30年的时间长度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叫“一世”。中国人又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布热津斯基提出这个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9·11的刺激。9·11来自一个弱小敌人的“出奇”攻击，这让我想起前403年（《资治通鉴》首年）智国对其国君智伯的告诫：

智伯（智氏家族首领）与韩康子（韩氏家族首领）、魏桓子（魏氏家族首领）在蓝台饮宴，席间智伯戏弄韩康子，又侮辱他的国相段规。

智伯的家臣智国告诫说：“主公您不提防灾祸，灾祸就一定要来了！”

智伯说：“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谁还敢兴风作浪！”

智国说：“这话可不妥。《夏书》中说：‘一个人屡次三番犯错误，结下的怨仇岂在明处，应该在它还没有表现出来时就提防。’贤德的人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现在主公一次宴会就开罪了人家的主君和国相，又不戒备，这种态度恐怕不行吧。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国君、国相呢！”

智伯不听。

无论如何，我还是很佩服布热津斯基的理性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己国家的战略呼吁。布热津斯基最后在基督教《马太福音》中找到启示，他在《大抉择》的结尾说：

山顶上的堡垒只能形单影只地矗立在高处，以气势逼人的阴影笼罩着山下的一切。美国如果采取这种姿态，势必将沦为全球怨恨的焦点。而山巅之城却能用人类进步的希望照亮世界——前提是这种进步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又是人人都能达到的。“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的光也应当这样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那么，就让美国的光也照耀起来吧。

【硬实力/软实力】

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约瑟夫·奈在1990年最先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参见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软实力”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而传统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学技术力量”则相应地称之为“硬实力”。

一定要类比的话，中国儒家倾向于打造国家软实力，而法家倾向于打造国家硬实力。软实力与硬实力也须遵循阴阳平衡的规律。光靠软实力显得迂腐，像孔子的邦国鲁国，周朝的礼乐制度在当时各诸侯国中间，鲁国保存得最完整，但鲁国一直是一个小国、弱国。在战国七雄中，没有鲁国的位置，鲁国只是柏杨所讲的大国争雄的“尾巴国”。光靠硬实力有点像三国时代的吕布，刘、关、张三个人合起来也打不过他，但三国鼎立没有吕布的份。关羽虽然打不过吕布，但中国老百姓立庙祭祀的“武圣人”不是吕布，而是关羽。关羽曾经败走麦城并不重要，关羽有软实力，就是忠义。“武圣人”不能光靠力气，就像现在选美，如果只是花瓶，再漂亮也没有用，还要有内涵和知性。

【方与圆、动与静】

关于阴阳平衡，在一般观念领域也贯穿了中国人的日常思维。比如方与圆，动与静。说一则小故事：

唐明皇（李隆基）与宰相张说对弈，时李泌年方7岁，在旁边玩耍。

张说对着围棋盘随口说：“方如棋盘，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

李泌应声说：“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随意。”

李泌是唐朝安史之乱后有名的“山中宰相”，他事实上是宰相，但有一件道士的外衣，有点像“汉初三杰”的张良。李泌从小就是出名的神童，从这一副对联看，李泌的下联更胜过张说的上联。

“方如行义”，比照今天的说法，看到别人身处危难，一心见义勇为，直道而行，也没有想那么多，就冲上去了。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名字不记得了，说一个小伙子看到有人落水，慌忙跳下河去迎救，但是实际上他不会游泳，他为形势所迫，自己忘记了这一点。结果落水的姑娘倒是会游泳的，反而把他救了上来。两人上岸后，互相感激对方救了自己的命，于是便谈恋爱。这个故事很浪漫，但小伙子知道“方如行义”，却不知道“圆如用智”，假如河中的姑娘也不会游泳，这个故事可能就一点都不浪漫了。

前文分析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我得出一个结论：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只能做到“行方”，但不能做到“思圆”。司马光小时候见义勇为，“砸缸”救出溺水的小朋友，何等“圆如用智”，怎么长大以后反不如从前了。

关于动静，也有许多说法，比如“一动不如一静”。这是强调静，静的最高境界，就是佛教所讲的“定”，比如讲一个人有“定力”。定很重要，因为“定能生慧”。在纷扰烦躁的情况下，一个人决不可能有精准的判断力，也不可能施展他的智慧。李泌的对联中说“动如逞才，静如随意”，就是说要么不动，要动就一定能够施展才具，如果不能施展才具，那就保持安静，怎么安静？就是随意，无可无不可，随遇而安。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是在等待一个可以“逞才”的时机。苏东坡说“取舍由时，行藏在我”，“行”就是动，“藏”就是静，是行还是藏；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那都要出自个人的意愿，当然也受制于一个根本的外在条件，就是“时”。

【巧与拙、智与愚】

巧拙、智愚，老子的说法是“大巧若拙”、“大智若愚”，这有点像中医上讲的“阳症似阴，阴症似阳”；“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巧拙、智愚也要阴阳平衡，《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就是太巧，太要强，有点像法家人物，最后落得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下场，并不是一个完全够格的CEO。

老子最懂辩证法，他还说：“大成若缺、大器晚成、大直若屈、大辩若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另外还有“大奸似忠、大善若伪”等说法。就像中医要辩证一个人身体的阴阳很难，同样要辩证一个人的巧拙、智愚、忠奸、善恶也很难。“至伪”的人看上去像是“至诚”，“至巧”的人看上去像是“至拙”。曾国藩说：“唯天下之至诚，（才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才能）胜天下之至巧。”这是曾氏竞争哲学，曾国藩相信能战胜“至伪”的还只能是“至诚”，能战胜“至巧”的还只能是“至拙”。但不管怎么说，巧与拙、智与愚还是要找到太极图式的平衡。无论是修身还是修心，首要的修养还是“理阴阳，以平为期”。

温州商人有言：上半夜多想想自己，下半夜多想想别人。话虽质朴，倒是深谙阴阳和平之道，自己的利益当然不能不想，别人的利益和感受也绝对不能忽略，两方面都想过了，一夜无眠，到天亮起来做生意，成功的几率就大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