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昌与高密农业大包干的“破冰”之举

市委党史研究室 岳德成

（一）

1976年11月，年近50的王世昌从安丘县调往高密任县委书记。

略上一点年纪的人都会记得，1976年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不平常年份，“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伟人相继辞世等一系列令人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当举国上下还没来得及擦干失去巨人的悲痛泪水，就又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欢呼声中。在这云谲波诡、形势瞬息万变的多事之秋，出任有70多万人口的县委书记，王世昌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

到任伊始，他就依照多年来养成的每到一地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工作习惯，带着时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贺惠邦，上南岭，下北洼，转地头，进村庄，访民情，察民意，跑遍了全县的18处公社和上百个村庄，摸清了高密的家底和现状。

客观地说，当时高密的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工农业发展各项指标的排名不但在昌潍地区乃至在全省都是比较靠前的。就工业来说，高密自办的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等“五小”工业，受到国务院的重视，并在中央文件中加以肯定和推广。在农业方面，作为产棉大县，连年受到国务院的表彰，一年一度的国务院棉花工作会议，必有高密的代表参加。但这些成绩并没有使王世昌感到轻松，因为就是在这样一个在全省乃至在全国都小有名气的县份里，却仍有一部社员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以至在他这个县委书记的大门前也时常有讨饭人的身影出现。在他下乡调查时记满各种情况和数字的笔记本上清楚地记着，全县823个生产大队，竟有200多个大队社员年终人均分配不足100元，有几十个“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大队和“坠脚队”连续几年没有现金分配，有的社员十几年没有分到一分钱。尤其使他忧虑的是尽管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由于有相当一部社员对搞好集体生产失去信心，积极性越来越低，到了出工干活就是为了混工分的程度，相当一部分生产队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怎样才能把生产搞上去，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成了萦绕在王世昌心头昼夜思考的最大问题。生产上不去，是干部不用心不出力吗？为了搞好农业生产，上上下下的各级干部可以说是用尽了苦心出尽了力，什么办法都使过：搞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组织干部下乡，带头参加劳动；整风整社，批判资本主义；实行“劳力归田，车马归队，控制人口外出”；多留少分，巩固集体经济，但都成效甚微。怨社员不出力不想过好日子吗？更不是。哪个社员不是风里来雨里去，从早到晚忙里黑。他经过反复的思考，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和根子所在，是我们的农村政策出了问题，是政策造成了农业生产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锅饭”，导致了干部怨社员不听话，社员怨干部不公平。他不由地想起在农村调查时听到的两段顺口溜。“喊破嗓子敲破钟，社员迟迟不上工，街头站，庄头等，到了地头歇一崩。”“得罪了队长干沉活，得罪了会计笔杆戳（少记工分），得罪了保管矮枰砣（少分粮食），得罪了挖大粪的两勺顶一勺。”他清楚地意识到，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大呼隆”“大锅饭”的路子再也不能走下去了。那么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呢？自建国初期在胶州地委工作就参加初级社试点工作队，先后和农村、农民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王世昌不由地想到了60年代初期为扭转农村经济困难局面而一度出现的深爱农民欢迎至今仍为农民怀念的“包产到户”。他认为“包产到户”能把集体生产和群众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不失为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一种好办法。但想到搞“包产到户”的后果，王世昌不禁不寒而栗，“文革”期间，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基层干部群众，不知有多少人因为提倡和推行“包产到户”被打倒，被批斗。王世昌心里明白，当时的政策和上头绝对不会允许搞“包产到户”，因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毛主席为人民公社体制制定的铁律，绝对不允许突破，加之当时全国上上下下都大力普及大寨县，发展的目标和取向是进一步提高公有制程度，核算单位由生产小队向生产大队过渡。

“大呼隆”的路子走不通，“包产到户”的高压线又不能碰，成了摆在王世昌面前的一个难解的困局，困局面前他没有气馁，一面反复学习和研读上级的文件政策，从现行的法规政策中找依据，一面继续深入基层，问计于民，决心探索出一条符合农村实际，能调动农民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新路子。1978年春，他亲自到康庄公社（现康庄社区）前毛大队搞点，并安排他的得力助手贺惠邦带领几个工作队员长驻在那里。在王世昌的亲自指导下，贺惠邦带领前毛工作组不负所托，与前毛大队的干部群众一起探索总结出了一套“包工计酬、联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办法，受到了广大干部社员的欢迎，极大地推动了前毛大队农业生产的发展。让王世昌感到惊喜的是，许多生产队的干部社员与他不谋而合，为破解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大呼隆”、出工不出力的困境，自发地采取和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像康庄公社的葛家集大队、仁和公社的仁和大队等单位，都搞起了符合自己情况的生产责任制，而凡是搞了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无不增加了粮棉产量，改变了落后面貌，受到社员的欢迎。王世昌一面深入这些搞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一面要求各公社党委和分片的县委常委，对各公社出现的生产责任制情况进行整理和总结，上报县委，他从这些改变当时“大呼隆”的生产责任制办法中，看到了改变农业落后面貌，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光明前景。

（二）

王世昌在对后毛大队和全县各社、队探索实行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进行比较总结后，认为“联产计酬、包产到组”这一生产责任制最好，因为这种生产责任制既坚持了集体经济的形式，又使社员的劳动成果与利益分配紧密挂钩，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他决定将这种责任制形式在全县扩大试点范围并加以推广。

在1978年初冬召开的一次常委会上，王世昌将自己的想法对其他常委讲了。由于当时面上仍以“普及大寨县”为号召，热衷于“大集体”、“大呼隆”，因此，常委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有不小的差距。对此，王世昌并不奇怪。为统一认识，王世昌不断地与认识不一致的常委加强沟通，交流看法，并向他们介绍自己调查掌握的通过实行生产责任制促进生产大发展的典型事例，常委们逐步统一了思想认识。为了使工作开展的既主动又稳妥，王世昌提出各公社先在面上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拿到面上去推广，把工作逐步引向深入。同时，要求每个县委常委和县革委副主任，都要在自己包片的驻点大队，开展责任制试点，以便掌握第一手材料。

1979年1月4日（农历1978年腊月初六日），王世昌亲自到呼家庄公社（现井沟镇呼家庄社区）后单大队蹲点，并成立了由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高金龙任组长、农机局牟玉成任副组长、县委办公室秘书王继美等人为组员的县委驻后单工作组。工作组的同志进驻后单大队后，一面同社员群众实地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听取群众意见，发现新情况，探索新办法；一面不断总结群众创造出来的实践经验，制定“联产计酬，包产到组”的办法与措施。经反复征求群众意见和讨论商量，终于决定将原先后单的一个生产队，分为三个生产组，实行“包土地、包成本、包产量”的责任制，并制定出了相应的奖罚政策和措施。为推动全县面上的试点工作，县委工作组根据试点情况，每隔一段时间，就向县委写一次书面报告，县委及时用《高密通讯》转发各公社，推广后单大队试点工作经验。王世昌隔几天就到后单大队去一趟，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研究责任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试点取得了很大成功。与后单大队的试点相呼应，县委其他常委和县革委副主任们的试点工作也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正当高密县的生产责任制试点工作在王世昌的带领指导下顺利进展的时候，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使整个试点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考验。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甘肃省档案局有一个叫张浩的干部，1979年初春回河南老家探亲，发现老家正在搞包产到组，分地分牲口，他感到非常震惊，就写了一封措辞非常激烈的信给《人民日报》，认为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倒退，将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后果和危害。当时主管全国农业工作的副总理王任重看到了张浩的这封来信，同时，王任重还看到了时任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人民日报》送审稿件上有关对农民抢牲口、闹分队的倾向要严厉制止的批示，于是在3月14日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要求《人民日报》立即刊发张浩的来信并加“编者按”，明确表示要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决不能倒退回去。《人民日报》迫于压力，于3月15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张浩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要求大家认真读一读张浩的来信，对张浩来信中所反映的现象和问题予以重视，并且明确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就是要坚持“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就是破坏“队为基础”，已经出现“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

在当时形势下，稍有政治常识和头脑的人都十分清楚，这是党对农村农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的明确表态，是党的农村政策的最新阐释和体现，而决不是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

此时，尽管在万里主政的安徽、赵紫阳主政的四川、乃至在山东西部的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包产到户”已搞得风生云起，但在高密所处的昌潍大地依然是冰封千里，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王世昌所受到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在巨大压力面前，王世昌沉着冷静，他一面同其他县委常委交换意见，统一认识，稳定局面，一面翻阅中央领导关于农村工作的指示和讲话，学习有关农村的政策和法规，从上级领导的讲话和政策中寻找自己进行农村改革的依据。在反复的学习和痛苦的思索中，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使王世昌心头一亮。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要看它是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大呼隆”式的集体生产方式已经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以至从58年“大办人民公社”到眼下大搞“普及大寨县”的20多年里，始终连农民自身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这足以说明这种生产方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实行生产责任制，却能使粮棉大幅度增产，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这符合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帮助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认定推行生产责任制没有错。他感到心里有了底气，在和其他常委交换了看法后，明确提出“包产到组”的试点继续搞，不能倒退，对下面正在试点的基层单位和群众不泼冷水不降温，同时为减少不必要的干扰和麻烦，对试点工作对上不汇报，对外不宣传。

尤其使他松一口气的是，《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发表不久，万里等人在取得邓小平等中央高层领导默许后，迅速组织文章予以反击，形势很快发生逆转，一度紧张的农村形势很快又变得宽松起来，这使得全县以“包产到组”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责任制试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经过一年的时间，王世昌亲自抓的后单大队的试点工作取得很大成功。1979年，后单大队粮食总产达到35万多斤，比1978年的26万斤增加了35%；交售国家公粮43000多斤，比国家征购任务多交了79%；社员粮由450斤增加到700斤；社员年终人均分配现金由1978年的81.8元增加到139.2元，增长70.2%。实践充分证明：实行生产责任制，国家利益大增长，集体经济大发展，社员生活大提高。与此同时，县委其他常委和县革委副主任所包的试点队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如时任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炜光所包的康庄公社葛家集大队，实行了“包工包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全大队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79年试点当年就取得了粮食每亩比上一年增加154斤，棉花每亩增长皮棉58斤的好收成，不但对国家的贡献大了，集体积累多了，社员分配也由上一年的80元猛增到153.9元，增长92.3%，群众心情舒畅，人人都美滋滋的。群众从生产责任制中看到，只要多劳就一定能多得，因此纷纷要求继续实行生产责任制。王炜光与康庄公社党委尊重群众的意愿，并根据群众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生产责任制的办法和措施。如以当年的产量为基数，把下一年每亩增产部分进行分段奖励：超产80至120斤部分奖励50%；增产121斤到150斤部分奖励70%；增长150斤以上部分奖励80%。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奖励政策是十分有效的，下一年全大队棉花亩产皮棉达到223斤，比上一年增长81.3%；粮食亩产达到965斤，比上一年增长53%；社员人均分配超过300元，成为全县的先进示范单位。

与县委试点工作成功相比，更令王世昌惊喜的是几乎每个公社都出现了推行生产责任制，促进生产大发展的好典型、好经验。时任姜庄公社党委书记的单昭明在向县委汇报工作时提到，该公社有一个伊家长村大队，全大队共有6个生产队，其中第六生产队生产基础好，粮棉产量高，是个多年的先进队。1979年，大队开始推行生产责任制，其中有5个队实行了对粮、棉“包产到劳”的责任制，只有老先进第六生产队满足于现状，仍然采取“大寨记工法”，结果，实行生产责任制的5个生产队粮、棉产量大增产，赶上或超过了原来比较先进的第六生产队。如棉花生产，搞责任制的生产队都达到了亩产皮棉100斤以上，多的达到130斤以上，而第六生产队皮棉仍然维持在过去70斤上。到秋收时节，第六生产队的社员坐不住了，纷纷要求实行责任制。在袁家公社（现阚家镇）调查时，当时的公社书记于敦学向他汇报和介绍了这样一件事：该公社的赵家街大队，共有6个生产队，队大人多，集体空，社员穷，生产长期搞不上去。棒劳力干一天活连斤盐钱也挣不着，连续8年社员没有分到一分钱，长年靠统销、贷款、救济过日子，群众对集体失去了信心，麦子上了场无人打，棉花开得洒了边无人拾，连生产队仓库起火，社员仍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而不去救，觉得瞎了是集体的，不光是我自己的。为帮助这个大队，上级不知派过多少工作队，援助过多少物资，但统统不管用。1979年，第一生产队自发地分成了两个队，并实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当年见了成效。粮食每亩增产90斤，棉花每亩增产31斤，分别比其它5个生产队高出200斤和10多斤，其它5个生产队见第一生产队发了家，未等秋收完就纷纷要求分队实行责任制。

尽管以“联产计酬，到产到组”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试点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王世昌深知，要在一个有着7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全面推行并不容易。一是有许多干部群众思想不接茬，对搞生产责任制是否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持有怀疑甚至抵制情绪。二是公社与公社之间、大队与大队之间情况条件不同，有的差别还很大。为了少走弯路和减少工作损失，王世昌经常带着题目往农村跑，每到一个大队他都要深入下去详细了解情况，尤其对那些不同类型的生产队在实行责任制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他都刨根问底，调查的非常仔细。当时跟随王世昌书记下乡活动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贺惠邦后来回忆说，为搞生产责任制，光下乡记录各种情况和数字本子就记了几十个，总结出了上百种形式和思想观点。

为切实作好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工作，王世昌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于1979年底主持召开了多次县委常委会，与各位常委交流思想和看法，集思广益，统一认识。经过上上下下多次反复讨论，县委作出了两条规定：一是本着尊重群众意愿，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责任制开展的原则，将原先规模过大的生产队适度划小，同时，注意加强生产队领导班子的建设。这样，全县的生产队数量由1978年底的3784个，划分为5749个，每个生产队的户数由平均43户减少到28户，平均每队减少15户。这样一来，干部反映说：队小了，户少了，工作好抓了，生产上去了。群众反映说：人少了，劲足了，不再“呼隆”了，多劳多得了。二是对生产责任制形式明确提出不搞“一刀切”。反复强调因队制宜，允许社员选择适合自己实际的责任制形式，可以实行“包产到组”、“包工到组”，也可以实行“包产到劳”、“联产到劳”。在确定采取什么样的责任制形式时，要求各级干部把选择的权力交给群众，让群众比较和选择，群众愿意实行哪种形式就实行哪种形式，坚决按群众意愿办事，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压制或否定群众的意见，只要认为适宜和能增产，什么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都可以搞，用王世昌的话说就是“有多大的脚就穿多大的鞋”。这样以来，全县出现了几十种各具特色的责任制形式，农业生产和农村各项工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三）

实行“包产到组”责任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王世昌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这种责任制还有局现性，劳动成果的分配最终还要通过生产队来进行，计算繁琐，操作麻烦，劳动成果与群众利益的体现还有一定的距离，群众的积极性仍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对此，王世昌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不断探索更新更切合实际的新形式。1980年7月1日，王世昌到城律公社（现柏城镇李家营社区）搞调查，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李克政向他汇报说：该社的化山屯大队因为穷，人心散得连组都分不成，“包产到组”搞不起来，群众自发地搞起了“大包干”，即将土地承包到户，生产的粮食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其余剩下的全归自己，不用经过生产队进行分配。搞“大包干”后全大队的干部社员生产积极性很高，问王世昌敢不敢表态支持他们搞。王世昌听了李克政的汇报，不由得心头火花一闪，继之豁然开朗，大有“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他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顾不上吃中午饭，拉起李克政就去了化山屯。

对化山屯的过去，王世昌并不陌生。在他的印象中，这是个全县出了名的“三靠队”。全大队2400多亩耕地，满坡草荒连片，一大段一大段地缺苗断垄，庄稼长得看不过眼。真正有效耕地面积不足1500亩。全大队250户，有240户常年粮食不够吃，自人民公社化以来，20多年不但没向国家贡献过一斤粮食一分钱，反而吃了国家几十万斤统销粮。就是分下统销粮，社员也穷得没钱买，还得靠贷款，前后共拖欠国家贷款14万多元。大小队干部一年换一茬，全大队40岁左右的人，几乎都当过干部，可是谁也干不好，谁也干不长。全大队30岁至50岁的光棍汉近40个，公社曾多次派工作组进驻，并无偿支援拖拉机一部，都无济于事。

这次王世昌一进到化山屯地界，看到的却是另一重天地：块块田地种得到边到沿，多年的草荒不见了，缺苗断垄没有了。到了好吃中午饭的时候，满坡只有化山屯的社员还在地里一个劲地干活。社员看到王世昌等人到来，呼啦一下子围了过来，七嘴八舌一齐说“大包干”好。面对群众的热情诉说和祈盼的目光，王世昌明确表态：“只要大家都觉得好，那就好好干吧！”王世昌一进村，大队干部就争先恐后地赶了过来，个个脸上洋溢着落后村干部难以一见的笑容，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把实行“大包干”前前后后的情况作了汇报，说：“现在大田管理得比自留地还好。”王世昌在详细询问了一些情况后，向大家说：“大包干”的核心是个“包”字。不仅要把土地包下去，更重要的是要把国家任务、集体积累提留包落实，包完成。生产队要跟社员立个字据，大队干部作见证人，要向社员讲明白，这个字据是要保证兑现和落实的，不能空口说空话。接着，就与公社、大队干部一起研究起来，直到下午2点多钟才吃午饭，忘记了肚子饿。

四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秋收时节，王世昌又一次来到了化山屯，一个出了名的“统销重点”大队，转眼间变成了全公社第一个交足公粮的先进村，全大队一次交纳公粮5万斤，同时，集体还留足了1万5千斤储备粮，社员人均口粮猛增到520斤，压抑了多年的群众生产积极性一下子迸发出来。这个大队，实行“大包干”后，不仅粮食生产有了大发展，群众还自发地搞起了养殖、工副业加工等多种经营，经济收入大幅度增加，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本村社员所编的一段顺口溜所说：“化山屯，穷抵鼻，本村姑娘留不住，外村姑娘不稀来，光棍一大群。”实行大包干后“吃饱饭，脸好看，不再打光棍，越干越有劲。”“大包干”使一个多年无法改变的落后村一下发生了巨变，使王世昌进一步坚定了搞“大包干”的信心和决心。

为了把“大包干”工作开展好，宣传和推广好化山屯这个典型，王世昌提请县委立即召开全县“大包干”现场会。这次现场会对全县农村实行“大包干”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各公社党委都组织开展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试点，用以指导面上的工作。为了把“大包干”搞稳妥，王世昌又安排了当时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赵凤池和县委农工部部长单昭明，带领农工部和原后单县委工作组，分头下到几个公社去，研究“大包干”政策，总结完善“大包干”的新思路和新办法，整个农村工作出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

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搞了几十年“集体化”，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阻力是相当大的。从上面来说，尽管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的农村政策有所放宽，但左的势力和风潮仍然十分强大和盛行。因为即是在三中全会上作为主要议题而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生产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仍明确提出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因此，当王世昌在全县大力推广“大包干”时，地委的一位主要领导就多次追问他：为什么上级没有明确指示，你就擅自搞“包产到户”、推行“大包干”？并指示他立即“刹车”，否则将追究责任。从下面来说，有相当一部分干部思想不接茬和对搞“大包干”心有余悸，怀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恐惧心理，担心形势有变，并在背后议论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大包干’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早晚还得改回来。”表现在工作上，对县委安排的推行“大包干”工作被动应付，有的甚至明顶暗抗。有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召开大会，当社员提出要按县委的指示实行“大包干”时，他不但不答应群众的要求，还当场宣布：要单干的离开，要集体跟我干的留下，到我家喝酒，我请客。面对上上下下的阻力和干扰，各种非难和指责，王世昌冷静对待，一面指示县委有关部门制定完善“大包干” 的政策规定，确保“大包干”健康稳妥地进行，一面作好了应付形势发生变化的思想准备。

不久，地委通知他去开会，会前，他听到了会上准备批他的风声，他认真准备了会议材料，作好了挨批和申辩的思想准备。但到会后，他发现形势有变，以往对他推行“大包干”横加指责的有关领导会上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让他介绍了高密推行“大包干”的经验。这使他顿时有了“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之感。而真正使他有了“主心骨”，吃了“定心丸”的是此后不久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李振的高密之行。1980年底，李振到高密考察工作，王世昌向李振汇报了高密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大包干”的工作情况，并陪同李振到部分生产大队进行了调查，李振对高密的生产责任工作特别是“大包干”的推行工作表示十分满意，他说：“你们在全省带了个好头”。李振考察结束回省城后，当即指示和安排时任省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的杨节等领导率《大众日报》的记者来高密，对高密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大包干”推行工作进行深入调查和采访，从1981年1月起，《大众日报》先后以《责任制带来新变化》等题目在重要版面刊登大块文章，对高密的农业生产责任取得成效予以肯定和表扬。李振代表省委对高密推行“大包干”责任制所作的肯定，极大地鼓舞了王世昌加快推行“大包干”的信心和决心。1981年5月，王世昌到省参加“三夏”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省委还专门请他去为省委和部分地委领导介绍了有关“大包干”的情况，王世昌的介绍，受到了省委领导的高度评价。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王世昌没有自满。因为他深知每一项改革都是一个曲折的进程，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他一面领导全县不断加快推进实行“大包干”的步伐，一面继续深入基层，不断发现和总结工作中出现的新动向，新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加以规范和完善。笔者日前到档案馆查阅有关高密农村改革的档案时发现，从1979年到1982年，高密有关实行生产责任制、推行“大包干”的领导讲话，调查报告、典型材料、经验总结、政策规定等档案资料达40余个卷宗，200多万字。这些档案资料字字行行，无一处不凝聚着当年王世昌书记的心血，它们既是王世昌书记带领高密人民艰辛改革的历史见证，也是高密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2年1月，中央下发1号文件，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性质，随后，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当全国的“大包干”风起云涌之际，高密的“大包干”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进入完善提高阶段了。

“大包干”带来大变化，率先推行“大包干”，使高密的工农业生产走在了全省前列。1983年，全县粮食产量达到8.4亿斤，比1978年的5.1亿斤增长了64%；棉花亩产皮棉由78年的50斤增加到140斤，增长1.8倍；人均口粮由78年的468斤增加到820斤，人均现金分配由78年的63.3元猛增到452.7元，增长6.3倍。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为高密后来的各项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世昌书记的名字将与高密“大包干”一起载入高密的史册，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留在高密人民心中。

相关资料：

王世昌（1927年—2003年），山东省诸城市大埠头村人。1927年3月出生。1945年6月参加革命，先后任村小学教师、村农救会长、村党支部书记职务。1946年10月调埠头区委工作，先后任联防总支书记、区委文书、区委组织干事等职务。1948年调诸城县委工作，先后任县委组织干事、县委秘书等职务。1952年6月，调胶州地委工作，先后任地委工作队副队长、农业合作化试点基点区党委书记等职务。1956年6月调山东省昌潍专署，先后担任专署农业局副局长、农机局副局长、专署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1965年6月任山东省安丘县县委副书记。1976年11月任山东省高密县县委书记。1984年5月任中共高密县委顾问、潍坊市人大常委会常委、潍坊市经济研究会副主任。1993年4月离休，享受地专级政治、生活待遇。2003年4月逝世，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