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赈灾和改革内化人道主义于体制之中

现在，全国民众都在为四川大地震赈灾，国际上也提供了救助，派了救援队。可以说，国际国内对四川大地震，表现了极大的人道主义的关怀，令人感动与思考。在这次赈灾中，让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人道主义是个好东西。人道主义，无论是思想和精神，思潮和运动，哲学和方法，都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只有人道主义，才能驱使我们在赈灾中，从骨子里出于人道的关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血出血,真正坚持以人为本，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从根本上杜绝“范跑跑”现象。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就要求实行人道主义的基本准则。人道主义，不仅是我们赈灾一时可用的东西，它还是支配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之一。只有人道主义，才能够使我们经济生活中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无处可藏；才能够使我们政治生活中的非法剥夺个人自由和权利现象从根本上杜绝；才能够使我们文化生活中的霸权主义趋向消除。一句话，人道主义是有利于我们改革、剔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一切非人道的因素，保护生产力中的核心要素——人，完全彻底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建设好和谐社会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最近撰文指出：

“自辛亥革命以来，经过各种新思潮和新文化的冲击，代表专制制度的思想、旧文化已经破了不少，革命胜利之前革命者也以反专制，要民主为口号。但是时过境迁，朝野易位，旧的东西又在新的“革命”的“专政”理论下借尸还魂。说是新瓶装旧酒，又不完全是旧酒，还加了许多新成分，因而其性更烈。例如曾有一段时期，每次集会开头唱“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闭会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几十年中两种截然对立的观念能够这样安然共处，竟无人感觉有何不妥。直到近年来有人写文章指出这两首歌的矛盾、一经点破，就如俗语所云“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怎么现在才发现呢？应该说，上世纪70年代末以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标志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功不可没。那是在新的条件下，在我国发生的一次“再启蒙”（第一次“启蒙”当在20世纪一十至三十年代）。有些主张民主自由者对“启蒙”特别反感，令人不解。“启蒙”何罪？所谓“启蒙”，就是打破迷信，回归理性，回归常识。是让理性之光照亮为各种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旦拨开迷雾，承认客观事实，顺应人性，用常识判断，人人得以接近真理。但是拨开迷雾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人而异。如孙中山所说，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还有不知不觉。就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而言，在此以前，如顾准者，身陷囹圄中已经想清楚了一些问题．应该算是“先知先觉”。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如顾准那样的“先觉”无法起带动作用。只有后来打破“两个凡是”，国人的思想遭受一次大冲击，“后觉”的人们于朦胧中逐渐从有所“疑”到有所“悟”，痛定思痛，才体会到顾准辈的‘先觉”之难能可贵。应该说，没有那次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阻力；而没有决策 者相对的言论开放政策，真理标准的讨论也不可 能进行。所以还是“文化”与制度（或政策）互相推动。但是远非一劳永逸。在那以后的曲折、甚至倒 退，也是有目共睹。“不知不觉者”，乃至自觉顽强 地坚守旧观念，想要把历史车轮往回拉者也大有 人在。只依靠一时的“政策”，而没有形成“制度”， 那么，倒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资中筠先生在这里所担心这种倒退的可能性，我以为，就是非人性或反人性、非人道或反人道的制度和文化，都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加强。中国走向人道主义，它当然不像西方从神权主义制度和文化，走向人道主义的制度和文化，它是从皇权主义制度和文化，走向人道主义制度和文化。这一过程是非常曲折和艰难的。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制度和文化，皇权主义制度和文化，要逐步走向人道主义。非一朝一夕之功，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几乎每家每户的“堂屋”里都尊奉着“天地君亲师”位，这表明了处于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中国人的精神心理结构。在那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代，可以说我们的精神心理结构改变为“惟君是尊” “惟我独尊”了。而这个“君”，是无“天”无“地”或者“无法无天”的。再加上把“师”打为“臭老九”，所以我们就只有“敬祝万寿无疆”的份了。中国人走出这个时代，还不过三十、四十多年而已。现在的任务是如何建设和谐社会而尊“亲”。即尊敬亲戚朋友和社会人,与他们和谐相处。现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身份等级制、户口制等痕迹，就是与人道主义背道而驰的。这就要求我们接受一场人道主义的思想洗礼。

为了让中国土生土长的人道主义，足以荡涤皇权主义的污泥浊水。在这里有必要从西方人道主义的发源、发展中借鉴一点什么。人道主义是关于人的本质、使命、地位、价值和个性发展等的思潮和理论。人道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萌发的。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的思潮和理论，则是在15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 人道主义一词是从拉丁文humanistas(人道精神)引申来的，在古罗马时期引申为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具有人道精神的教育制度。在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主义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即要求通过学习和发扬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人道精神的精华，冲破了中世纪教会统治下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束缚，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支配自然。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动因。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根据这种理论，无情地批判了封建教会视肉欲和世俗生活为罪恶的禁欲主义，肯定了人拥有享受人间一切快乐的权利，从而使征服自然、寻求人生快乐、进行自由创造、争取个性解放以及建立公正社会制度等等进步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使它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教会专制的革命的思想武器。

1 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理论要求现实的一切都要合乎人的理性。这种理性的人道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内直接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并为即将胜利的资本主义制度描绘蓝图，从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奏。在法国大革命胜利以后，作为法国第一部宪法序言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胜利的记录。

中国理论界在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中，形成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是在伦理道德领域中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之一。它要求社会对个人以及人们相互之间的关心和同情，尊重个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尊重人格，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并促进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人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

应当指出:今日中国，我们所需要的人道主义是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是真诚的、具体的。我们希望人道主义能够使个人和社会的基本利益归于一致。这种人道主义，从伦理方面体现出国家和社会对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利益、人格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出绝大多数人对共同利益的关心以及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关心。但是，我们现实社会中的人道主义不是自发实现的。在现实社会中，非人道主义的思想、行为和现象比比皆是。如身份制社会的痕迹，违反人权的现象。在某市曾经发生了“有车族”主宰交通事故行政处理案例，出现了“撞了白撞”侵害被撞者人权的不人道的现象。这都是我们过分强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区别的后果，是违反人道主义思想和精神的。

从根本上说，人与人之间的人道关系的保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功能之一。当然，人道主义代替不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客观经济规律、科学和文化发展规律，它不是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但它是支配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之一。我们必须反省：过分强调所谓“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从抽象的人出发”也好，”以个人主义为核心，诉诸人性，乞求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怜悯和慈悲”也罢，“反对阶级斗争”和“革命暴力”也罢，人类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抗争，永远是充满正义的。所以，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包含的人道主义，固然要以唯物地揭示社会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为基础，以”控制”一切剥削制度为前提，坚持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统一的集体主义。但我们不能在理论上过分强调它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这对我们没有什么益处。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全面吸取和发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合理内容和文明成果;还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不仅重视人的地位和价值，把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类解放的目标，而且还要努力创造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所需要的具体条件。提出内化人道主义于体制之中，就是说，在赈灾中，在改革中，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注入，体现人道主义思想和精神。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软件”。如何“安装”、内化进入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之中，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