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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的一系列新闻可以帮助我们解读中国领导人面对异见的态度和行动:在发生西藏事件不久的敏感时刻,中央政府和达赖及时进行了对话;中国爱乐乐团及上海歌剧院合唱团联手在梵蒂冈保禄六世音乐大厅举行专场演出,这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演出的建议;胡锦涛访问日本,其热情和重视程度与前段时间的“微冷中日关系”基调迥异;在台湾领导人选举之前,胡锦涛向“深绿”的台湾选民释放善意:只要承认一个中国,我们不计前嫌……
效果是检验言行的最佳标准。很快,人们通过各种公众渠道获悉了一系列良性反应——
中央政府和达赖一对话,那个在抗议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在火炬传递港澳之时,却没有任何抗议和破坏行动。该组织同时还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称:为了鼓励中国政府和达赖的对话,暂停抗议北京奥运的活动。实际上,据消息人士说,该组织的6名成员4月30日晚即从比利时飞抵香港,5月1日在奥运火炬传递路线沿途踩点,准备寻找合适的抗议地点。但因为收到总部的上述声明,便立即取消了行动,次日在澳门举行的火炬传递中,他们也未有任何抗议行动。“记者无国界”组织者的姿态,可看作中央政府与达赖对话的积极效应之一。中央政府恢复与达赖代表的沟通,至少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的姿态。因此,这一举动获得英、法、德、日、美等国家的普遍肯定,包括其中一度对奥运指手划脚的国家,也使3月以来国外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以西藏问题为由头对北京奥运的抗议和对立得到相当的缓解。
中国爱乐乐团及上海歌剧院合唱团联手在梵蒂冈为本笃十六世做专场演出,演出以莫扎特的《安魂曲》开场,以中国民歌《茉莉花》结束。为此,美国《洛杉矶时报》评述说,虽然本笃十六世上台之初就不顾中国中央政府的反对任命一名香港主教为枢机主教,但是也曾表示愿意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此次中国方面的主动行为,显示出中国政府改善双边关系的积极态度。梵蒂冈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但她在全球的宗教影响力上,远远超过达赖,“音乐外交”的背后是举足轻重的双边“建设性关系”。
胡锦涛访日的“暖春之旅”在日本刮起旋风,好评如潮。此次访问对于减少双方的“误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签署对于建立和维持双方长久的友好关系意义重大。
台湾领导人大选之际,大陆领导人一改曾经的“飞弹威胁”姿态,多次释放善意,甚至包括对“深绿”选民。而马英九也深入“绿色票仓”阐述政见,强调两岸互动关系的重要性,争取了不少绿色选民,最终高票当选。由于大陆对台的态度直接影响台湾的政治走势,所以姿态得当就易促进两岸和平与发展。
多极世界是以各种“异见”构成的,作为国际大家庭的重要一员,中国无法回避形形色色的“异见人士”、“异见团体”乃至“异见国家”,唯一正确的姿态就是“正对”。曾经一度,我们陷入 “以好恶取舍” 的误区,好感者,愉悦正对;恶感者,侧身侧目。情绪化的结果往往是国家利益的损失以及国家形象的矮化。好在我们终于变得清醒和务实起来,对如今国际政治格局中自己的定位越来越清晰,成熟度日渐提高。以上数例的“良性反应”给我们启示:只要中国政府以开放和正对的姿态处理“异见”,今天能够化解奥运面前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明天也能应对中国崛起中面临的各种困难。
“正对”的重要功能是增进了解和促进转变。回避“正对”,也就阻隔了了解和转变。世上的人与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成熟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会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正对”的积极效应正在逐步显示:比如5月2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除非发生特殊情况,我会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石原都知事今年1月接受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的邀请,就已经出乎各界人士的意料,而当西藏问题引起不和谐的声音在世界各地发生,很多日本政治家迎合国际舆论时,石原仍坚持到访北京,确实是180度地改变了他一贯的“对华强硬”。毋庸置疑,石原需要为东京申办2016年奥运会争取更多的支持,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石原从“日本必须成为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出发的政治策略。中日两国的首都北京、东京之间的“政治博弈”背后,正是全方位相互依存的中日关系。这一点,连日本右翼的代表性人物石原慎太郎也不能忽视,也不能轻易反华了。但是,适当时候伸出橄榄枝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进退之间,有时就是一念之差和一步之差:回避,可能成为“退步之差”,正对,可能成为“进步之差”。
毋庸讳言,了解和转变并不是单向的,我们的“正对”姿态有利于消除别人对我们的误读,而我们在“正对”过程中也会消除一部分对别人的误读。“正对”还会部分地调整和确立一些世人普遍公认的原则。就中日关系而言,两国虽然相隔咫尺一衣带水,但价值观的差异有时超过中美之间。但是正是基于两国都是在与遥远的西方交媾,恰是这一点上取得了罕见的一致性。最终,恰如两国的人们要交谈往往要使用英语一样,西方文明准则成为解开中日关系之锁的钥匙。这就是在“正对”的互动中所找到的的原则基础,既为互动,就不是单向的。
对于中国而言,“韬光养晦”是个漫长的过程,换个说法,就是不断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做好事情的过程中,国力增强了,“正对”的底气也就增加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壮汉站着的姿势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缺乏有力的生理和心理支撑,后者的成熟度会自然滋生敢于担当的身体语言。今天,在中国正在甚至已然成为“壮汉”的背景下,我们的“口头语言”和“身体语言”不能再是“男孩状”了。现今呈现的“正对异见的泱泱气度”,是堂堂正正的大国形象,未来之路,只能提升,不能矮化,这才符合人民的期待。

杂文家,专栏作家,资深媒体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上海采风》杂志主编、《家家乐》杂志常务副总编。编审。著有《家庭启示录》、《爱情随想录》、《中国陋俗大观》、《开满鲜花的小屋》、《无所不侃》等20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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