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对我来说又是天马行空的一年。1月的时候，决定离开漂泊三年的北京，宣称“重重的我走了，带走所有的云彩”！我以为自己将不再回头。想不到，5月，我又告别待了三个月的家乡，这一回真的是“悄悄的我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期间很多亲朋好友给与我的帮助，都付诸东流。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们说再见。我还没来得及对你们说感谢。

再次离开家乡是注定的。因为我不能够心安理得地包里装着偷拍机，隔三岔五地去编派凭心而论并没有利欲熏心的小商贩；也不能够把网上一个很虚无的帖文移植到现实中，编造出一个惊心动魄的关于自杀和救赎的深度报道。我可以平庸，但无法在平庸中自欺欺人。但是，这是我的问题。在那个缺少新闻的城市，同事的做法是勇敢和智慧的体现。也许，荧屏上社会新闻的真实性，有时候并不重要。现实中不可能的事情往往比可能的事情更能吸引、取信观众。因为人通常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比自己想象的阴险。但是，就像一个人明知道快乐的方法仍然可能不快乐一样，我相信自己看懂游戏规则也可以做到，但是我下不了手。

四月底某个黄昏，在朋友开的一个小饭店闲坐，听顾客们聊他们的家事，他们孩子的成绩，乡音缭绕中我却觉得孤独。突然有种很奇怪的体验，我从此要丢掉内心，按照他们的习惯生活。工作，买房，娶妻，生子……日复一日，灵肉分离。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城市，不管你内心有怎样的柳暗花明，你终究摆脱不了身份的标签，注定你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如尘埃一般卑微和低伏。当然，我不是说家乡已经小到容不下自己。就像李敖认为台湾舞台的狭小，限制了他的伟大。而是相反，在狭小的空间，在关切的目光逼视下，平庸而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内心的人，失掉了生活的自由。就像《立春》中的那几个主人公。

三年前，在来北京的火车上，在惶惑不安的情绪中，心底还是有很多的欲望和理想。这次，却是出奇的平静，对未来没有任何有形或无形的规划，好象回家一样。来之前，一个好朋友发短信鼓励我：一定要在北京混出个人样来！他以为我这快而立之年的老家伙，这么坚决地辞掉在当地看来非常不错的工作，一定是破釜沉舟想着出人头地了。其实，没有。我只是喜欢上了流浪的感觉。余秋雨在《乡关何处》中，引用日本学者松蒲友久的话，李白一生要努力使自己处于“置身异乡”的体验之中，因此成了一个不停步的流浪者。不停步的流浪者，这让我着迷。

安定的生活，心常常流浪；流浪着生活，心却得安宁。我选择了后者。所以，纵使考研失败，纵使从此失掉了安逸生活的机会，纵使今生都只是在路上的一个傻比，我也会觉得坦然。据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我很高兴在来来去去的路途中，在自己还不算太老的时刻，终于知道自己必然的道路。最后，感谢父母的宽容，你们是我自由之路上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