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理想国要由国中最优秀的人来治理，即由哲学王治国；孔子治国要“举贤才”；庄子治国，却要圣贤靠边。他的道理是：“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胠箧)圣贤是盗贼的帮凶和庇护人，能用他们治理国家吗？当然不能。

但圣贤怎么会成为盗贼的帮凶和庇护人呢？庄子的理由是：圣贤的教导让盗贼变得聪明起来，圣贤发明创造的事物也方便了盗贼。“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跖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大盗，他进行偷盗有一套理论，“盗亦有道”说的就是他，他的“道”来自圣人，他运用的技巧和工具由圣人发明创造，圣人要为社会治安负责。

国家还有另一类大盗━━篡权者。田成子就是这么个人，他杀了齐国君，夺取了国家，连圣人制订的法度也一起夺取了。“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

对这类大盗，圣贤又负什么责任呢？庄子说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意思是：圣贤制订法度和其他机巧的事物，如符玺、衡器、乐器等，被这些篡权者一并偷了去用于国家治理，还有些圣贤助纣为虐，直接提供服务，使田成子这类大盗把齐国治理得象尧舜时代那么安稳，小国不敢非议，大国不敢侵犯，统治时间长达12个世代，“是乃圣人之过也。”

庄子所指摘的圣贤也不明确，老子肯定不在他的名单中，因为庄子的理论师承老子。孔子、孟子很可能在内，他们是封建礼制、法度的制订人，但不知何故庄子没有点他们的名，被点名的是曾参、史鱼、扬朱、墨翟、师旷(乐师)、工倕(匠人)、离朱，指责他们“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这就是说，圣人是大盗的老师和救星，圣人越多盗贼越猖獗且越有智谋，重用圣人就是重用盗跖和田成子那类人，要防盗贼就不能重用圣人。因此，国家不仅不能让圣人当官，而且要防范圣人，就象防范盗贼一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结论也就是：“绝圣弃知，大盗乃止”。

庄子所说的圣贤其实就是当时一些思想家和能人,老子“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中所指称的“巧”和“利”之人，把社会上的犯罪和动乱的责任统统推到他们的头上未免冤枉，对这一切真正应当负责任是封建统治阶级呀。不象希腊，中国古代没有人认真研究事物的定义、范畴和逻辑推理，没有确立理性、真理、知识等理念，理论文章往往显得词汇贫乏，逻辑混乱，文理不通，甚至强词夺理，《胠箧》就有这些缺点，庄子的理论是经不起推敲的。

然而，在这篇文章中庄子一以贯之的反知识、反进化的主题是明确的。在庄子看来，一切知识、技巧都不仅是无用，而且有害，是社会混乱和一切坏事的根源。“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甚矣乎好知之乱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巳，舍夫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哼哼之意，哼哼巳乱天下矣！”

他向往的是更古老的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时代，“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在这段话中，庄子一口气列举了12位先王，其中就有后人景仰的圣贤，可见庄子并不一律反对圣贤治国━━不靠圣贤，难道要靠他说的“愚民”治国吗？庄子所描述的古代社会，我看不出有多少突出的迷人之处，也许是他在其他地方透露的那时的民风淳朴，君臣和人民都比较一致地追求恬淡简朴生活和美好品德，才是值得称颂的。进入商、周、春秋战国时代，那时人口增多，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物质比以前丰富，知识和各种发明创造繁多，人的欲求随之膨胀，品德由之变坏，反不如旧时代幸福。这种观点在西方的思想家中也不鲜见。

精神比物质重要，美德比世俗的各种追求重要，这是庄子想说而没有清楚地说出来的话，也是他身体力行之事，是他受世人敬重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