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知道了世纪中国这个网站，就钻进去注册发帖。也没留意过了多久，网站就面临关闭。虽然去得晚，发帖跟帖少，与人交流少，除了那个法学教授抄袭异议人士的著作，以及关于贺卫方先生的争论，也有几件记忆深刻和值得书写的事。

印象最深的是版主胆小鬼。因为就在世纪中国处于末日之际，我的《越南真的会有“春”吗》一文，就被胆小鬼隐藏。我与他交涉过两次，说死他也不放行。后来投给《南风窗》，稿子是用了，但发表时只剩四分之一。然后我又将它贴上去，胆小鬼还是“太胆小”。此时，我已经隐约感觉到世纪中国的末日。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本以学术探讨见长的世纪中国，也容忍了网友个人信息的披露。比如我第一个博客开通的信息，就是在世纪中国上告诉大家的。对于版主能放行这样的信息，我深表谢意，尽管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哪位版主放行的。没过多久，世纪中国就走完了她的历程。

最值得一说的是容止，因为正是她，是我第一个网上结交的朋友，也是第一个女性朋友。也正是因为她，在世纪中国这棵树倒之后，她及时告诉我那些“世纪猢狲”的新去处，并与他们一次又一次重新相聚。比如利维坦，眉批派，cina，等等。如果没有容止，我也不可能来冬季认识更多的朋友，比如写实，东北虎，我心飞扬，小说历史，guanliaoziben，从工，fansi，权利启蒙，josh，羊胡子，shalala，祭园守圆人，刘松箩，zhdoq1990，绿茶，liudun，哈哈哈哈等等。其实后面这些朋友中也有很多是世纪中国的老网友，只是来到冬季后大家才相互认识得更深了。可以说，这些朋友都是世纪中国末日之际的患难之交了。

当然，患难之交并不等于相互认同一切。比如我跟小居就理想主义吵得一塌糊涂，跟权利启蒙就西藏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松箩兄对我关于富人的看法很不满，小说历史也跟我有过交锋。好在大家都认为这都是正常的，所以没有伤到感情。这的确值得庆幸。今天突然直接在这里写下这点文字，是因为看到有网友在跟帖中问对方“你还有什么不知道？”，觉得可以通过由世纪中国患难相识一路而来的感觉，谈几句人的认识问题，与大家商榷。

我曾经非常崇拜狄德罗，因为他是百科全书派的创始人。百科全书多厉害啊，不就是什么都知道吗？所以一进大学，我就给商务印书馆去信，决意读完该馆出版的全部著作。没想到，商务印书馆一位编辑十分认真，他给我寄来一大堆目录。看着那些目录，我按图索骥，结果是越读越傻，直到读了哈耶克，才明白人类的本质是无知（昆德拉也是这个观点）。无知到什么地步呢？美国商业界流传着一句格言：“知道两件事情的人让人讨厌”。所以，美国曾有一个时期，人们宁可被认为肤浅也不愿被认为片面，而今天的美国人宁愿被认为片面而不愿被认为肤浅。片面当然就意味着对某些事情的无知，而无知并不可耻，因为人脑本身就是很有限的。所以才有苏格拉底那句话：“智慧就是去知晓你所知道的是何等的少。”

我们有谁知道在布什雄心勃勃准备推广普世价值的时候会蹦出个拉丹捆住他的手脚？有谁知道天灾人祸反而给了独裁者调动民族凝聚力并借此大展党国威力使子民感恩戴德的机会？有谁知道股市的表现是江湖大战中一方的计谋还是统一的监管层故意套牢股民使其幻想奥运期间会暴涨以便顺利“熬”过这一“运”？有谁知道中国社会只能这样半死不活地拖下去还是会来个良知所期望的突变？我猜过，但我不敢肯定，因为其实我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睡去了。以此作为纪念世纪中国的夭亡吧，也以此作为与各位患难之交的短暂告别吧。我要休假了。

越南真的会有“春”吗
　　
　　 21日的《南方周末》有一篇关于越南的文章，题目叫《越南试水政改 两人竞选越共总书记》，文中还有个“越南版的‘春天故事’”的小标题。“春天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可能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它就是多了一个“的”字的歌曲——《春天的故事》，是邓小平推动的始自1992年的第二次改革开放。不过，按照《南方周末》固有的价值取向来分析，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这从标题中的“政改”和“竞选”这两个字眼上就能看出。也就是说，所谓“春天故事”并非“《春天的故事》”，而是“布拉格之春”的“春”。
　　
　　 “布拉格之春”是1968年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中央发起的民主运动，最后被苏联坦克碾成齑粉。此后，凡是在专制国家兴起的要求民主的运动，都被冠以“春”字。比如中国曾有“北京之春”运动，以及前年到去年的中东之春或曰伊斯兰之春。可见，这个“春”决不是邓小平讲的那个故事——只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而是力图从根子上变革社会的政治运动。不过，就像每年春天北京都要遭遇沙尘袭击一样，“春”未必是一个只有暖意而无险峻的季候。
　　
　　 越南的“春象”并非始自这次的越共十大。它的经改也有20来年时间，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还曾给人“步子快过中国”的印象。去年3月该国推出的官员财产申报法，就已经露出了政治改革的端倪。联想到中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迟迟出不了台，当时在报纸很不起眼的位置上看到这个消息时，我的一个感觉是：呵，小兄弟走在前面了。尽管如此，我对越南这个官员财产申报法的思考还比较复杂。让我们先从这个制度本身说起。
　　
　　 财产申报制度是政府推进廉政建设的产物。以美国为例，它有一部《政府道德法》，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门的任职人员，必须分别在本系统内申报财产。尤其是高级官员如总统副总统等，必须公开申报财产，任何公民均可查看或复印。申报的人员、种类、内容及处罚方法等规定得非常具体细致。加上联邦政府道德署（廉政署）的一系列法规配套，保证了美国官员的收入、财产状况，清楚得堪与我们填写自己的年龄籍贯相比。当然，美国官员没有那么多“来源不明财产”的根本原因是，分立的三权相互间的制衡，反对党鹰一样的监视，以及常以揭丑为“乐事”的媒体等。
　　
　　 法律界有一句名言：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所以，制定一部看似完善的法律是一回事，有没有保证其实施的大环境是另一回事。类似上述美国的监督制衡揭露体系，越南有吗？没有。既然如此，制定官员财产申报法，岂不是要竖一个稻草人？不过，对于越南这样一个也在改革开放的转型国家来说，哪怕是竖一个稻草人式的法律，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一方面，稻草人毕竟也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这是因为有了稻草人的存在，真有犯案而不追究时，想做掩人耳目的表面文章就会多一些困难。另一方面，或许是更重要的方面，它起码体现了国家惩治腐败的决心。比起心虚得连体现这一决心的稻草人都不敢竖的国家，越南也许更能让世界看到它的希望。
　　
　　 希望紧接着就来了。即，越南要政改了，要在党内竞选党魁了。这在政改沉寂多年的共产国家中，堪称一个惊人的举动。它既不同于当年围绕经改的权力斗争下推行社会民主的“波匈事件”和“布拉格之春”，也不同于台湾国民党下野后才推行的党魁竞选。而是共产党主动地把竞争引入执政党内，使其党魁的产生办法突破自苏联以来一直延续的传统模式。既然是竞选，必然就有派别。所以，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话中的后半句。它多少也能与前不久中国知识界关于“让利益团体公开表达各自诉求”这一主张联系起来。所不同的是，中国知识界的这一主张可能无果而终，而越南却要付诸实施了。
　　
　　 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说：“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越南共产党竞选党魁尽管才是实现党内民主的一步，但无疑也是向社会民主迈进了一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一步本身能否成功，以及它最终能否带来全社会的民主。从内部来讲，竞选党魁既然已经走到将要实施的阶段，显然说明这已经是越共的共识，其中自然包含着全社会的热望。因此，似乎可以较为乐观地估计。从外部来讲，随着昔日“老大哥”的退出历史舞台，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各个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也早已进入历史的坟墓，越南再也不会面临波匈捷三国曾经遭遇的入侵威胁。导致类似印尼“930事件”那样的不自量力以及任何改头换面的外部渗透和干预，也已经不大可能了。这更是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所以，越南这一步的成功希望是不能排除的。最大的危险可能来自内部，即大众民主诉求的进一步升级，以及越共应对这一诉求的方式是否妥当。前者发生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而后者所谓的妥当显然是指，及时给出一种要尽快实施类似上述美国保障官员财产申报制能够有效运作的一系列制度的承诺，进而向台湾的蒋经国学习——开放党禁和报禁。如果最终越共也像苏共和台湾国民党那样解散重组或在野论政，也不失为对越南和整个人类社会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何足惜哉？
　　
　　 当“布拉格之春”被入侵的苏军坦克粉碎后，广播里响起了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她宽广中略带忧郁的旋律，在布拉格上空回荡，这首浓缩着捷克人民对祖国爱的交响诗套曲，此时却表达着对侵略者无言的愤慨。我不知道越南是否也有类似《伏尔塔瓦河》这样的民族魂曲，如果有的话，千万不要像捷克那样，在刺刀的寒光闪烁中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