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作一个贵族

解放前的中国，可以看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受着外来集团的压迫。此前的历史基本可以划分为两段：欲做奴隶而不得的年代，做稳了奴隶的年代。这个集团的奴隶主是西洋人。虽同为奴隶，其内部却又可以划分为两层：贵族阶层和贱民阶层。贵族和贱民的定义，都是从经济角度上来说的。贵族是可以靠强权从贱民手中夺取物质财富的阶层。贱民是创造财富却占有不多的阶层。强权，就是保证贵族可以实施掠夺的力量，如军队、监狱、警察等等。其实，即使在贱民阶层，也有一种近似于强权的东西，那便是体魄，弱肉强食的生物规律在这个阶层反而表现得更加突出。奴隶对待奴隶的残酷远在奴隶主之上。贱民无力反抗贵族的强权，却可以依靠强壮的体魄从其他同类手中掠取财富。这种情形往往发生在物质财富奇缺的年代。老舍的《四世同堂》中有生动描写：手中拿着的食物，如果不小心就会被人抢走立刻吞食掉，而丧失食物的人很有可能就会死掉，那个可爱的小女孩正是这样死掉的。

贵族阶层内部也有着较多层次的划分，其标志在于“面子”，层次越高，“面子”越庄严，如从2抬小轿16抬大轿，从悄悄走过到鸣锣开道的不同，可以分辨出其尊卑等级来。在澡堂里大家都一样，但是从水里出来却可以分出高低贵贱。所谓的天赋人权似乎只是澡堂里产生的理想。那无处不在的面子告诉我们，人其实是生来就不平等的。

这面子的存在，不仅是人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还是自我保护的需要造成的。那表现面子的仪仗，其实是一种示威，吓破贱民和其他低于自己的贵族的胆子，才有助于保护自己的安全。那种精神上的自我满足，远远屈尊于物质上的自我保护。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贱民打翻在地，他将连狗都不如。那威严之下有的只是比狼还残忍，比羊还懦弱的卑鄙之心。正如李世民所讲，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那大江之上的一叶扁舟，正如战战兢兢的贵族，在波涛汹涌的贱民之前，不得不小心前行。贵族对贱民的态度，不只是思想上的警惕，在物质上还会采取饲养狮子的策略，让其永远吃不饱，为了一点点吃的不得不去努力表演马戏。每次表演完后都给他多一些肉吃，他不但不会造反，还感恩戴德，摇尾乞怜。

贵族和贱民，一个负责管理，一个负责生产，在经济运行的循环中通力协作。只要生产者可以提供充足的物质财富，管理者基本不会干涉生产者到底有没有职业道德。正因为如此，走江湖，卖膏药的才会活跃，谁都知道那是假货，却不会被禁绝。因为他们为贵族创造了高额的税收，贵族又不会用他的假药，管他呢，贱民死几个是无所谓的，我们有四万万人呢，太多了。只要能交上钱来，贵族自然可以去买专供贵族吃的药。道德原则，在经济制度面前是软弱无力的。

贵族基本不关心贱民的死活。但是如果贱民都死掉的话却是一场灾难，贵族会考虑救活这些人，主要不是为了积德，不是为了获得称颂，而是必须先有生产者才有管理者。清政府曾经多年不向农民收税，其实有保留生产者的考虑在的。还有那一次次的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只不过是把羊毛的一小部分还给羊罢了。而这些“仁慈”之举，却保证了生产的可持续性，贵族的可存续性。

贵族和贱民没有截然的鸿沟，虽然经济制度是铁定的，但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谁都不能预料自己在其中的升降变化。这便是经济风险或机遇。不担风险的经济人是不存在的。

贱民之所以为贱，是因为谁都不愿意作贱民。曾国藩用人标准之一便是一个人要有欲望，欲望的满足是离不开巧取豪夺的。那懂得巧取豪夺的人才有机会上升。那身处贵族阶层，却一心“公义”的人往往免不了下降的命运，所以有人对慷慨的评价是自我毁灭。自私，维持自我的生存，满足自我的身心需要才是合理的，符合人的生物性的。反自私的行为，无异于自取灭亡。贵族中最低贱的，可能还不如贱民中的一般人。到底如何，要看其经济收入如何，看其生活保障如何。如一个小县令，月入可能要比一个药材商少得多。

人们都不想作贱民，都想做贵族。他们都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弄清楚自己到底是贵族还是贱民阶层的。给自己的现状做一个定位，才好决定自己说什么立场的话，做什么性质的事情。许多人自称“一介书生”或者“一介武夫”，其实他们是很清楚自己的地位的。给自己定一个最高目标，是要做奴隶还是帝王。如韩信，给自己的定位是将相，朱元璋给自己的定位是帝王，然后各自获得了成功。培养自己的死士，作为将来成事的资本。如刘备，培养了关羽、张飞两大死士，终成大事。

其次，不能给老板创造财富的属下是不受欢迎的。贵族，作为管理者，其实是以金钱为最高目的的。贵族不必关心贱民的利益，甚至是贱民的死活。但他们谁都懂得和气生财的道理。一团和气，宽厚待人的人才可以做宰相，权力并不是一定要挥舞的，只是被迫无奈时最后采取的手段罢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顾客。经济面前无道德可言，只有交易。致力于扩大私有资本是关键。慷慨奉献的背后必须有所得，否则便是自取灭亡。为老板牟利，同时也为自己牟利，损己利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都不做。自己的受损以能够达到与老板交易的目的为前提，获取的必须与付出的基本持平，否则他们坚决不做。即使损人利己，他们也会看清这人是谁，贱民往往无所谓，贵族却要看其能量大小。

说起来，那都是历史了，只有回顾历史时的后人才可以看清楚那历史中的人物是如何的空忙碌。只有回顾历史的人才可以看清楚那历史中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自由的。

解放以前的中国，曾一度是一个皇帝，下辖左右两相的。一个大控股老板，掌管天下集团，下面两个互相对立的二老板，各自掌管一家公司，三者在互相控制与监督中达到了经济上的和谐与稳定，三者一起共享天下利润。大老板只能有一个，二老板却不能只有一个，当他万人之上一人之下时，很容易夺取大老板的实权，所以大老板便注意扶植互相对立的两个二老板，让其互相牵制达到均衡，从而保证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而在每个公司里，老板又只能有一个，下面有两个互相对立的经理，经理手下又有两个互相对立的部门经理，如此推演下去，在一分为二体制的经济管理中，中国经济得到了永久性的持续发展。皇帝大臣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那种基本固定的管理模式却没有改变。年代久远，便形成了贵族和贱民的对立，在解放前一直延续着。这两大阶层的对立，不会因为阶级的划分而根本改变。

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这种经济制度还会存续下去。但是恰恰是这种入侵，反照出这种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性。每个人只对上负责，不管下面的人如何，每个人只对自己的系统负责，不管其他的系统。每个人其实较大程度上依附于物质，依附于人，缺乏创造力，缺乏生产性，生产力落后，自然免不了挨打。祖先们几千年苦心经营的一种经济体制就这么瓦解了，他们到头来不过一场空而已，每个人都被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所拖累，屁股决定头脑，天天警惕着股市变化，总怕有一天自己的股份突然化为乌有，即使费尽心机，到头来还是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贵族和贱民，在这铁打的经济体制里不断交换着位置，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弹性中国社会。

这种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最终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人们才迎来了一个崭新的经济关系。如歌中所唱，人人翻身当家作主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世界人的眼睛中不断显现出来。我希望看了这篇文章的人，要记住以前的教训，永远消灭贵族和贱民的区别。致力于全新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彻底清除封建残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