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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柏拉图的“国家个人共性论”,国家也会有灵魂转向,即国家通过向其他文明学习,国民在思想观念上实现转向,并且是向实在和善的目标转向,国家变得更理性,更进步。国家的灵魂转向不一定与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变化相联系,正如个人的灵魂转向不一定与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变化相联系一样。
有些国家转向的速度相当快,我们可以用它们作典型。当然,与个人比,国家是大的,个人是小的,灵魂转向相应困难,需要更多的时间,可以大致以人数化成时间的倍数。国家人数虽多,作为一个整体,它存在“从众效应”和“从权威效应”:子女从家长,女人从男人,群众从领袖,等等。这种效应因党派分歧而部分被抵消。按这一估计,国家与个人可按100:1计算。个人的1天,相当于国家的100天。希腊早期以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公民一百万人计,就需要相当于个人一万倍的时间,整个国家才能实现灵魂转向。灵魂转向若一个人能够在十天内完成,国家达到同样目的相应的时间则为十万天,将近三个世纪,就算是个高速度;相应于佛陀的转向时间是四十九万天,十三个世纪多,这在国家,也算是正常速度。
在现实中,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灵魂转向并非只有一个方向,而有相反的两个方向:向好和向坏。后一种方向不仅存在,而且速度往往更快。因为柏拉图指出的方向是善的理念,所以我们重点考虑向好的方向。
确定了时间比例和方向后,我们就可以讨论“灵魂转向”的一些国家实例。
第一个典型是希腊,它在公元前一千年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前1200年前使用一套线性文字,其后中断,出现500年的无文字时期),在政治上还处于黑暗时代,之后,在引进并创立自己的文字不久,产生荷马,到公元前六世纪时即进入它的黄金时代,从野蛮到文明,灵魂转向的时间约五个世纪,仅相当于个人的二十天左右。希腊人的天赋极高,但仍离不开后天的教育━━巴比伦与埃及古文明的影响。
另一个典型是意大利,它的命运与罗马帝国交织在一起,先后发生过三次转向。第一次转向发生在公元前六世纪(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到公元前二世纪奥古斯都(Augustus)时代,历时近四个世纪。这次转向是在希腊智慧之光照耀下发生的。这次转向的成果是产生了一批可以与希腊人媲美的诗人和艺术家,迅速填补了自己长期在艺术上的空白,产生了古罗马文明的黄金时代。第二次转向发生在从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开始传播至四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取得胜利期间,意大利人率先转向基督教并使基督教成为国教。这次转向被认作是一次反向,但仍然出了不少人才和成果。这两次转向都属于罗马帝国。第三次转向发生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就是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这三百多年间(拜占廷王朝在这期间灭亡),相当于个人的十天时间。这次,意大利再次转向希腊文明,但主要不是希腊哲学,而是希腊艺术和科学,产生了但丁(Dante Alighieri)、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米开朗其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首批大师、驱动者。
第三个典型是西欧,主要是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国家的转向。在三国中,法国立国最早,5世纪就在高卢地区的一个角落建立克洛维(Clovis)王朝,843年查理曼(Charlemagne)3个孙子签订凡尔登条约,德国才算从法国王朝中独立出来。英国从5世纪开始就由盎格鲁-萨克逊人在不列颠岛上建立了众多小国家,纷争不断,到1066年所谓“诺曼登陆”事件后,才算建立了一个比较稳固与统一的王朝。
这些国家间和各自的内部一直在打斗,在文化上却是一片空白。塔西佗(P. Cornelius Tacitus)说他们很迟都没有文字,维柯认为,“这种情况一定持续到斯瓦比亚(Swabia)国王弗利德里克(Frederick)时代,甚至到哈布斯堡国王鲁道夫(Rudolph of Hapsburg)时代,当时他们才开始用日耳曼俗字体来书写政府文件。”(新科学435)
生活在18世纪法国的伏尔泰也坦率地说:“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我国,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我们变化无常的地方习惯法,是在450年前才开始以书面形式制订的,这说明从前书写的技艺是多么稀罕。”(风俗论68)
也就是说,日耳曼人在公元12世纪前后,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但也有少数文化启蒙者和先驱者巳经进入欧洲最高水平之列),被罗马人和意大利人视为蛮族。可是仅在短短三至四个世纪间(人民大众普遍学会读和写是15世纪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技术,圣经得以大量印刷发行后的事),英国就产生了乔叟(Geoffrey Chaucer)、培根、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s)、牛顿等文化和科学巨人;法国在这期间产生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龙萨(Pierre Ronsand)、蒙田(M.E.Montaigne)、笛卡尔、普桑(Nicolas Poussin)、布瓦洛(Nicolas-Despraaux Boileau)等一大批文艺大师。德国是欧洲大国中起步稍晚者,15-16世纪也产生了丢勒(Albrecht Durer)、路德和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之后三个世纪涌现大批世界一流的艺术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此外,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小国也有不俗的表现。
这些国家转向的时间在3-4个世纪间,相当于个人的十多天。欧洲大转变运动的发生并不象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经济繁荣或政治统一,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在12-16世纪间,欧洲先后经历了农业生产连年歉收,中亚游牧民族多路的、大规模的入侵,黑死病蔓延,欧洲人相互野蛮的杀戮,可以说是灾难连连。传统观点认为是经济与政治因素促使欧洲文艺革命,我却宁愿相信是文艺革命━━一种喷发式的国家灵魂转向形式━━促使欧洲经济与政治变革和发展的观点。笔比剑可怕,思想比物质强大。
日本622年大化革新,12世纪末进入由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幕府”时期,16世纪开始19世纪兴盛的“兰学”热和其后的明治维新,都可看作是一次次的灵魂转向,是东方惟一实现灵魂转向的国家。
我没有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算在灵魂转向的典型内,因为它们主要在经济领域创造奇迹,在精神领域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精神领域也没有多少重大成果。还有些人口大国,主要是中国、印度和穆斯林世界,则完全不适合这种计算。它们在这期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从西方获得了科学,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变革和发展。因为这种变化并非从内部发生,而且它们古老文明的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们为此感到自豪,中国目前在努力宏扬国学),“整个身体改变方向”的情况没有发生,也就没有列进灵魂转向的名单内。美国虽则在短短的二三百年间成为超级大国,但它没有发生灵魂转向,因为它是个欧洲移民形成的国家,大多数进入美国的移民都在先巳经实现了灵魂转向。
列出这些典型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最高知识一直在推动世界的事实。
孔子的转向是个人修养境界的提升,他人生的方向实际并没有变化,中国的情况就与孔子个人的情况类似。佛陀的转向是对人生的顿悟,方向是善。上述国家的转向在表现形式上十分复杂,曲折,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上个世纪就曾转向恶,但从长期看,从最终方向上看,都是朝向善的理念,即最高的智慧。整个世界也被拖着朝这个方向走,尽管许多国家是既不自觉也不情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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