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可谓踌躇满志、意气风发，8年前，国民党在选举中败给民进党，黯然下台，失去了对台湾51年的执政权。当时这个“百年老店”内忧外患、摇摇欲坠，似乎顷刻间将瓦解——而这，已有充分的前车之鉴。
　　一般来说，实行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和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的政党，在体制转型为自由民主制度后，或一蹶不振或长期消沉或干脆烟消云散。但是，国民党仅用8年就“凤凰涅槃”，多少出人意料。民进党太缺乏执政经验，引发民众特别中产阶级极度不满，是重要因素；不过，既然选民最终选择了国民党，表明至少还不算厌恶它。一个威权统治了51年的政党，能这么快改善形象，值得深思。
　　1949年败退台湾后，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依赖“内、外”两大支柱。它们形成了台湾威权体制的重要特点，即相对的竞争性、妥协性和多元化，为改革留下了“缺口”。
　　“外”指美援。国民党来台之初，人心浮动，民生凋敝，通货膨胀严重，韩战爆发后美国的军援、经援大量进入，相当程度地稳定了台湾社会，使国民党得以度过危机。然而外援是柄双刃剑，总是以它作为合法性基础，是不牢靠的。
　　“内”指“外省人”和本土民众的融合。1947年“二二八事件”给台湾民众造成巨大创伤，对“外省人”已怀敌意。1949年国民党仓皇涌入，更带来数百万军政人员及其家属。“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动用军队强力弹压，然此一时彼一时，国民党深陷重大危机，台岛成了救命稻草，镇压显非明智之举。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一方面以“中央政府”名义构建统治台湾的合法性，垄断“中央”的人事安排；另一方面，给予本土势力相应实惠，实行“地方自治”，开放县市及以下政权的选举。这些选举中，国民党和地方派系联合，通过你投我票、我给你经济特权的“互惠互利”方式，长久占优。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
　　1971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对国民党政权打击相当大，表明它已难获国际承认。韩国朴正熙政府，就是在美国撤销支持后垮台的。始终未曾开放的中央级别的选举，其成员日趋老龄化，至1980年代，“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平均年龄已超70岁。地方选举中，尽管国民党和地方派系合作依旧，但既然有“民主选举”的形式存在，反对派自然层出不穷，挑战也愈演愈烈。总之，再不整合岛内资源，国民党的执政基础终会流失殆尽，彻底沦为“外来政权”。
　　另一个改革呼吁来自中产阶级。威权统治的执政党虽努力向社会渗透，但相比极权体制，其渗透力无法同日而语。国家/社会的分界比自由民主社会模糊，但国家毕竟未吞没社会，民间力量尚拥有一定空间。为了对抗大陆意识形态，国民党标榜“民主宪政”，但威权统治明显与之矛盾，为此，只有转向发展经济（民生主义），才能吸引人们的支持。经济发展造就中产阶级，事实证明，正是该阶层，对台湾的民主的昨天和今天，发挥了巨大影响。
　　及至1980年代，“党外”运动浪潮汹涌，中产阶层要求更多民主，1986年民进党成立，“党外”以政党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民主潮流不可逆转。
　　当然，潮流不可逆转是一回事，逆潮流而动、死不悔改的统治者，我们见得也不少。面对“民主第三波”，国民党也顽抗、也逃避、也镇压，但保持了基本的克制和理性。1987年当局宣布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令》，“适当”放宽对民权的限制，“适当”开放报禁、书禁。当时国策顾问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美丽岛事件”后，听从沈君山“血流到地里就收不回来了”的劝诫，指示“不能有死刑”，并且向媒体开放审判全过程。
　　台湾能够成功地向民主转型，并非来自于国民党“恩赐”或“开明”，而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既是自下而上奋斗的结果，也与威权体制的“软弱”密切相关。但不管怎么说，其时掌握大量社会资源，尤其掌握暴力机器的国民党政权，没有蛮干，也的确减少了改革成本，社会避免流血，未付出太大代价。
　　虽然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但国民党统治台湾期间，特别是蒋经国时期，基本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没有什么“史无前例”的运动，社会矛盾未尖锐到无法协调的地步，也没有向抗议民众开枪。试想，如果国民党像斯大林那样搞过惨绝人寰的“大清洗”，或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那样贪污腐败无恶不做，民众还能原谅它吗？它还能“和平移交政权”、下台后还有重生机会吗？
　　今天，国民党重获新生。诚如蒋经国的晚年觉悟，“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一个政党想要有生命力，唯有适应自由民主政治潮流。强硬对抗，既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也安稳不了执政基础，最后还是会垮塌。到玉石俱焚的那刻，这个党会被民众唾弃，彻底从政坛抹去；而鉴于它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造成了严重损害，还会被盯上历史的耻辱柱。国民党没有演出玉石俱焚的惨剧，也终于初步从非竞争型政党转型为竞争型政党，为自己保留住了继续生存、发展的愿景。这也表明，民主制度并不可怕，只要肯主动适应，未来犹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