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的四川龙门山地震带发生7.8级地震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晓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为国家地震局解脱没有预报的责任，他的解释是：三大因素决定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第一、地球的不可入性；第二、地震孕律的复杂性；第三、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
因此，破坏性地震（5级以上）的预报，特别是临震预报是不可能的。这是国内外地震界主流的共识，当然的也被肩负了行政功能的中国地震学“主流科学家”们用来解释汶川地震的不可预测性；从这个角度看，汶川地震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一样，都是不能准确预报的。

这就是我们能够听到的科学在汶川地震之后发出的几乎是唯一的声音。

这样整齐划一的声音，只会增加人们对未来的隐忧。

处于学科之外的人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深入进一门学科里面去以形成自己的认识；但是，人们可以从一门学科的自我表述那里，感受到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感受到一门学科体现在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感受到科学的精神：求实和创新、怀疑与宽容。

1966年4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与李四光和翁文波谈话，给了李四光和翁文波地震预测的任务。他们二人一直到临终前都在从事这项工作。李四光先生搞的是地质力学和地应力，他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和搞法，翁文波院士搞的是信息预测，例如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记载和“取象比类”的方法。

1970年1月5日1时0分34秒，中国云南省通海县发生震级为7.7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为10度强，震源深度为10公里，死亡15621人，为中国1949年以来继1954年长江大水后第二个死亡万人以上的重灾。震前，豕突犬吠，雀啼鱼惊，墙缝喷水，骡马伤人。

时任地质部物探研究所北京管庄地震前兆综合观测台技术台长的耿庆国，当天上午抵达通海极震区后，即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周总理于当日凌晨作出的指示：“密切注视，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预防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地震工作要以预防为主”。

周问耿：“你刚才讲，你们现在用10余种方法手段进行观测，到底有哪10余种手段，要一个一个地说给我听。”

耿庆国和其他人一起，一一做了具体汇报：测震、地形变、地倾斜、地应力、地磁、形变电阻率、地电……

周说：“你们说有10余种方法，才说９种，动物为什么没有提到，是不是不重要？地震前动物是否有反应？动物观测不能取消。动物某一种器官比人灵敏，动物要研究。蚂蚁虽小，下雨天就知道要搬家。各种动物有各种反应，有的迟钝，有的不迟钝；不仅动物要研究，植物也要研究。……气象与地震有没有关系？天体的因素都要考虑。中国县志上也讲了一些现象，有些是有道理的，别国可能没有那么长的记载。”

此后，耿庆国根据历代（包括1956-1970年）大旱与地震关系的统计，发现“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1-3.5年往往是旱区。旱区越大，干旱时间越长，相应的震级越高”的统计规律（公元512年-1879年中国大旱后2-3.5年,发生了7次7.5-8级大地震），于1972年提出：“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方法”，根据这一规律，耿庆国预报了1975年的海城地震，特别是1976年的唐山地震。

唐山地震后，耿庆国、张闵厚等人抱头痛哭。

科学的结论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各种观点的充分交流与讨论；一门学科内的不同的理论被某种非科学精神的行政的力量去褒贬、去埋没，根据政治的需要进入到政府的参照系，是中国科技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悲哀，更是处于地震灾难中的中国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