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第一生产力”吗？

叶季夏

2008年04月25日中国经济时报的文章《改革是“第一生产力”》让人眼前一亮，这是一个新观点，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创新。不断创新当然是好事，只是觉得说不大通，在汉语中，生产就是劳动，生产力不就是指劳动力吗，正如下岗就是指失业一样。不过劳动价值论不吃香了，钱生钱了，正如有人说股民也是劳动者一样，把分配当作生产，那就是只要挣钱就是生产力了。毕竟，创新是时代精神嘛。

但是，再怎么创新，说改革是第一生产力，还是说不过去，从语法上来说，改革是动词，生产力是名词吧？即使把改革当成是名词用，那什么是改革？什么是生产力？恐怕也不能混为一谈吧？

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特指人类创造物质产品的能力。全部的人口分两类，一类是物质生产者（即劳动者），一类是非物质生产者（即非劳动者）。也就是说，是物质生产者（即劳动者）创造的物质产品养活了全部的人口。社会越是进步，生产力越提高，总人口中从事物质生产者（即劳动者）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越小。也就是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更少的人可以养活更多的人。而如果从事物质生产者（即劳动者）的人口本身又多得很，那社会就富裕起来了。

注意，生产力是指人的能力哦！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难道科学技术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吗？科学技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说好制度是第一生产力，难道好制度不是人创造出来并不断改进形成的吗？好制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说改革是第一生产力，难道改革不是人进行的吗？改革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所以，不以人为本，不把劳动者的素质能力作为第一生产力，那就是把生产力当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改革具体的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弊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要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就是打破旧的条条框框，调动生产积极性，激发创造活力。原来的制度把人限制得太死了，人们有力没处使，卖力干活也没什么好处，反而吃亏，所以人们有力也不愿意使。而改革呢，就是要让生产与创造能挣钱，能发财嘛。2亿农民工是多大的生产力？可是，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把他们限制死了，根本就不准动，生产力就白白地浪费了。改革了，他们都到城里来挣钱来了，而他们为我们的城市建设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啊！就是因为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改革究竟为了谁？还不是为了生活富裕嘛，先富起来也好，共同富裕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人，不管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

可见，改革本身并不是生产力，当然更不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在人身上，在劳动者身上，具体来说，当代中国的第一生产力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即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出生的人身上。是他们正在工作着，创造着、生产着，才有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之所以巨大，因为改革开放前30年出生的人口数量最多，素质能力最高！这就是所谓“人口红利”吧。

也就是说，巨大的生产力是改革开放前30年贮备起来，而改革开放后30年释放出来的！有人借改革开放后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那就是在否定我们自己啊！否定改革是不对的，但是否定人，否定劳动者、否定劳动、否定生产行为本身，所谓“第一生产力”还存在吗？

改革是“第一生产力”

2008年04月25日 08:14:18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近年来，改革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改革的重要性何在？对此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进行讨论。改革可以在多方面发挥作用，它既可以促进发展，也可以促进开放，还可以促进和谐。本文重点讨论改革对发展的作用。

改革对发展的作用可以概括为改革是“第一生产力”。所谓“第一生产力”可以理解为改革是对发展

贡献最大的因素。能对发展做出贡献的因素很多，如文化、法制、政府、市场、地理区位、科学技术、知识或信息、人力资本、资金、土地、基础设施、工业化、城市化、对外贸易等。其中，文化、法制、市场、政府等制度是影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制度有好有坏，形成好的制度要靠改革。故可以说改革是对发展贡献最大的因素，即“第一生产力”。

“第一生产力”这个提法是小平同志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的，他当时的论断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对于文革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国内外很多学者在分析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时虽没有用“第一生产力”这个词，但往往隐含着这个意思。如重商主义认为对外贸易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重农学派认为农业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马克思认为所有制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马歇尔认为资源优化配置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韦伯认为文化（新教伦理）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哈耶克认为自由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凯恩斯认为政府相机宏观政策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弗里德曼认为稳定货币政策下的自由竞争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舒尔茨认为市场机制加人力资本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科斯认为产权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吴敬琏认为竞争性市场经济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制度重于技术”，邹东涛明确提出“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等。

说改革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如何理解和评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好的制度已形成并稳定下来、分工深化（如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等）能顺利推进的情况下，包含技术进步、信息化、知识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在内的广义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也就是说，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有条件的，它受制于制度或制度改革。历史上的事实也是如此：中国的“四大发明”并没有相应带来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英国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等技术进步发生在“光荣革命”之后而不是之前；日本的大规模技术进步也是发生在“明治维新”之后而不是之前。

前面提到的国内外学者斯密、马克思、韦伯、哈耶克、凯恩斯、弗里德曼、科斯、吴敬琏、邹东涛等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制度是“第一生产力”。从人类历史来看，制度形形色色，有“好制度”，也有“坏制度”。“坏制度”不仅不能促进发展，反而阻碍发展，只有“好制度”才有可能成为“第一生产力”。

从逻辑上看，“好制度”之所以能成为“第一生产力”，是因为“好制度”对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好制度”通过三大路径影响发展：一是通过对人的激励和约束影响发展，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通过促进资源（包括地理区位、科学技术、信息、人力资本、资金、土地、基础设施等）优化配置、资源升级来促进发展，如理想的市场制度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三是通过促进分工深化（如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对外贸易等）来促进发展，分工深化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可以使各种主体各得其所，而“好制度”可以降低分工的交易成本，提高分工效益。

然而，“好制度”往往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需要通过改革、变革甚至流血革命才能形成。这里只说改革。改革也有“好改革”和“坏改革”之分。只有“好改革”才能形成“好制度”。“好改革”可以理解为科学合理的改革，即能带来效率和公平兼顾“好制度”的改革。到此我们论证的结论就很清楚了：“好制度”是“第一生产力”，而“好制度”要靠“好改革”带来，因此“好改革”是“第一生产力”的源泉。简言之，改革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李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