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哲学家、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写过一本叫《记忆的伦理学》的书。马格利特是出生在二战之后的犹太人。他的父母都是那场浩劫的幸存者。作者从小就经常听他父母为着记忆还是遗忘的问题争论。母亲说：犹太人已经被无可挽回地毁掉了，只有很少的人残存。我们幸存者唯一的使命就是建立一个记忆的共同体，象灵魂的蜡烛，永远守护着对死者的记忆。可是作者的父亲不以为然：我们幸存的犹太人是人，不是蜡烛，让一个大活人仅仅是为了守护对死者的记忆而活，这怎么行？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应该把握现在，面向未来。

马格利特父母的争论代表了对待记忆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他们都没有错，他们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这两种态度和选择的权利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马格利特的整个家庭关于犹太民族历史的清晰记忆。

就像一个人、一个家庭一样，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常常遇到类似的分歧，这种分歧，有时候是在语言上，更多的时候是在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精神和心灵的深处、在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行为上。

从前，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那时候有部电影叫《以革命的名义》，其中一句台词是：“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话说得铿锵有力，义正辞严，看上去很有道理。

后来，我们“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老帐”。听上去也很有道理。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老提了，就让历史成为历史吧。老提陈年往事，简直就像祥林嫂，会让别人都嫌烦。坚持记忆、拒绝遗忘有时候似乎是不宽容，是煽动仇恨的表现。

我们什么时候要求自己记忆，什么时候要求自己遗忘，在什么问题上要求记忆，在什么问题上要求遗忘，是我们时常面临的自我选择。关于记忆与遗忘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十分複杂和困难的问题。

在马格利特看来，个人的记忆主要是个伦理的问题而不是道德的问题；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意思相近但又有所不同。大致上说，伦理是指有差别的次序，人和人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比较亲近的密切的熟悉的，例如父母、妻子、儿女、朋友、亲戚、老乡、同胞，另一种是比较疏远的陌生的，例如外乡人、外国人、陌生人。关心则主要是个伦理的概念，你不能要求一个人关心普天下每一个人，我们的关心总是向外辐射的，离我们越近的人关心越多，越远的人关心越少，以至于漠不关心。所以个人的记忆问题主要是个伦理的问题。我们没有义务记住所有的人和事，但是我们确实有义务记住和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和事。你读到一则消息，某人舍己救人，你没有记住这位英雄的名字，我们不会因此而责备你；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的救命恩人都没记住，众人一定会责备你。而道德是指普遍的、一视同仁的尊重，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不管他是熟人还是生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是现在的人还是过去的人。

可以说，对于阅读历史和表述历史这两种人来说，只有对后者，需要有道德的要求。

对于马格利特来说，写这本书是为了解释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是否有义务记住过去的人和事？如果我们有此义务，那么，这种义务的性质是什么？记忆和遗忘是不是道德褒贬的对象？当说到‘我们’有义务记住过去的人和事时，这里的‘我们’，作为集体的‘我们’是指谁们？或者说这里的‘我们’具有什么特性，因而有义务应该记住该集体中的每个人？”

马格利特的这个解释指向的那些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集体记忆义务的承担者的问题，就是说，集体记忆义务的承担者们应该涉及到道德的褒贬问题。

民族的集体记忆就是民族的历史，有义务记住过去的人和事的，就是研究和表述历史的历史学家们，当涉及到历史学家们是否有义务为我们记住过去所有的人和事的时候，就应该涉及到道德的褒贬问题。

马格利特在他的书里，主要分析了对苦难，尤其是对人为的苦难，对恶人或邪恶势力一手造成的苦难的记忆。对犹太人，那首先就是对希特勒大屠杀的记忆。对中国人，那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太多的记忆。

每个人怎样对待历史，是每个人选择的自由，涉及的是伦理的问题。作为一个民族记忆的承担者的历史学家们，可以在伦理的部分有自己的选择，可以去记忆自己愿意去记忆的，但是不能在道德的部分有所选择，只能应该让文字成为灵魂的蜡烛，照亮应该照亮的一切，让所有的人们实现看见和选择记忆的权利，扭曲和掩盖历史，就是剥夺其他人的知道和选择的自由，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因为罪恶的结果会成为历史，成为过去，但是罪恶本身却永远不会结束，仍然会可怕的继续。而罪恶的过程，应该被人们了解和记住。

能够深入地理解记忆与遗忘以及随之而来的了解与选择所涉及的伦理与道德的问题，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格外意义重大；对我们中国人里的历史学家们而言，是需要补习的重要基础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