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一面镜子，它聚焦了时代的主流映像，但是经常被人们遗忘、或者说是被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是，历史事件是一个双面的镜子，在它的背面，隐含着主流映像之外的元素，而那些被忽略的元素，是主流映像成像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背景环境。

一直以来，因为要肯定和赞扬“五四”运动，就难免要痛斥镇压它的北洋军阀政府，带给我们的历史常识是：北洋军阀政府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除汪伪政府以外最坏的政府。通过教科书，“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样的词汇进入了我们的常识判断。

这样的社会背景的常识看起来和一场运动的爆发倒是合拍，问题是，“五四”运动发生的精神源流并不在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在于中国结束了满清封建制度之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而那时的新文化运动又是产生于什么样的社会土壤之上呢？

在几本关于近代经济史的比较技术性的著作中，发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尤其是从1914年到1922年，虽然缺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经济增长速度一类的数据，但各行业、各年度的新增厂家数、新增资本数、新增利润数却有据可查，数字竟然高得惊人，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镀金时代”，为中国历史上所绝无仅有。

但是在几乎所有广义的近代历史著作中，没有一本是不痛骂北洋军阀政府的，当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那个时期的中国经济状况的时候，虽然也仍然不得不说“资本主义有长足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等等，但也仅仅驻足于此，少有把当时的经济状况与国家体系和社会模式联系上的。

这带来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像是存在于现实之外的、专门用来嘲弄的卡通色彩的政府。

当时的农村虽然有破败的迹象，主要的原因，从各种文学的描述来看，也似乎是因为许多人跑到城里寻梦去了，也没有社会统计意义上的数据表明，农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大幅下降或者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

根据“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标准，北洋军阀政府即使毫无作为甚至是不需要存在的政府，也应该算是中国历史到那时为止的最好的政府。

但北洋时期的社会景观还远不止是这一点。那时国民所享有的自由环境也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充分的，才得以形成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社会上自由地流播并进行实验，科学文化事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繁荣。北洋军阀政府还给导致民气大振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蔡元培、鲁迅等人发着很高的工资。民气非常旺盛，就连“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也普遍地自愿组织成商会，动不动就发通电指摘北洋政府的举措。工人们不顾饿肚子的威胁罢工以支持学生运动，既表明了初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也得益于资本家对运动的同情和支持。

而这一切即使不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英明领导的结果，至少也是它容忍的结果。即使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出现了过激行为，如火烧私人住宅，险些把运动弄向义和团，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在压力下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北洋军阀政府的不敢蔑视民意，还是很清楚的。

北洋军阀为什么不那么坏或不敢那么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得益于辛亥革命多少改变了政府与人民的观念，另一方面是得益于大一统的打破，使当时掌握权力的不同势力之间不能不发生竞争，尽管这种竞争还没有进化到采取真正民主选举的办法来确定执政者，但军阀们仍然能够意识到人心的向背对军事力量竞争的辅助作用。

纪念“五四”运动，看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那股朝气和蓬勃，似乎能够让人质疑一下北洋军阀政府坏的程度有多大。

回到历史镜像的正面，“五四”运动也相应地表现出了它的值得尊敬的一面：它并没有因为不满北洋军阀政府，就怀念大清的统一与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