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的建立者是朱元璋，他是继汉高祖刘邦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也是一个从历史的夹缝中钻出来的英雄。从走投无路的小和尚到君临天下的皇帝，朱元璋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身上特有的平民气质和自卑感一直伴随着他的君王生涯。由于朱元璋出身于贫苦的农民之家，对于百姓的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在建国之初，采取与民休息的宽松农业政策，赋税全免，使凋敝的农业和农村得以恢复生机。这一积极措施使得国家的租税额增加了，比元朝增加了三倍之多。为明朝前期的社会繁荣奠定了基础。虽然朱元璋一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不多见的杰出君主。但他多疑猜忌的性格，又使他广置特务，屡兴大狱，先后诛杀数万人，许多功臣勋将，文人墨客都惨死在他的屠刀下，留下了一段腥风血雨的专制史。朱元璋痛恨文人，为了彻底从思想上奴化文人，钳制文人，他首倡八股文取士制度，使明代无数知识分子摇头摆尾，死攻八股，至死不悟，范进中举就是最鲜明的写照。八股取士制度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头脑，扼杀了无数人的才华。这一制度后被清朝统治者继承下来，成为束缚人民思想的桎梏。由于这一政策使作为民族精英的文人的骨气大伤，摧毁了知识分子原来重义轻生的民族精神，给整个民族注入了奴性（有气节的，不肯就范的人都被杀掉了，如把高启腰斩八段），也为今后明王朝的整体亡于外族和近代中华民族的衰落种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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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方行童

朱元璋祖籍是江苏句容县(今南京市句容县)通德乡的朱家巷，其祖先在元朝时世为淘金户，到他祖父朱初一时，淘金所得已不足以养家糊口，朱初一举家逃到淮河岸边的泗州盱眙(今安徽盱眙)垦荒种地，但因为籍列淘金之户，只得把所有收入变卖购买金子上缴，如此恶性循环，连温饱也不可得。朱初一死时，家里已是一贫如洗。为了使自己从淘金户的名单中去除，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只好东迁西移，到50岁时，才在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的东乡定居下来，并于1328年10月21日生下了朱元璋，按习惯取名重八。因为在宋元时期，平民百姓往往以行辈、出生日期或父母年龄合算一个数目作为称呼。朱元璋在叔伯兄弟中行八，故取名重八。至于如今人们都知道他的大号朱元璋，则是他以后成气候时特意为自己取的名字。

封建时代的皇帝，在出生时都有种种神秘的传说，朱元璋也不例外，据《明史》记载：朱元璋的母亲刚怀孕时，曾经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神仙给了她一粒闪闪发光的仙丹，让她吃下，她从梦中惊醒后，犹齿颊留香，大为惊异。等到生朱元璋时，时值深夜，但见红光满屋，邻居以为失火，忙奔走相救，结果是虚惊一场。人们从此认为，这孩子将来不得了。

虽然这孩子将来不得了，但现实生活却异常残酷，由于生活极端困苦，他不得不很小就为地主放牛牧羊。在放牛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少年伙伴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人，而这些人也成了他日后建立明朝的开国元老。

朱元璋17岁时，濠州发生旱灾、蝗灾和瘟疫，再加上元朝末年，政治腐败，赋役沉重，人民啼饥号寒，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他的父亲、长兄、侄儿和母亲先后染上了瘟疫去世。朱元璋和他的二哥放声痛哭，因为地无一垄，不知埋葬亲人于何处。邻居刘继祖同情他们，给了他们一块荒地，才将父母安葬。35年以后，朱元璋回忆此事时，仍难抑悲痛之情，他在《皇陵碑》中写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为了活命，朱元璋与他的二哥、大嫂和侄儿被迫分开，各自逃生。朱元璋幼时曾经许愿舍身皇觉寺，于是就去寺里剃度为僧，做了小行童。但不久，寺院因灾荒缺粮不得不遣散和尚，朱元璋只好带上一个木鱼和一只瓦钵，外出云游化缘。

朱元璋边走边乞讨，他从濠州向南游食到了庐州(今合肥)，然后折而向西进入河南的光州(今河南潢川)、固始、信阳，又往北走到汝州、陈州等地，东经鹿邑、亳州、颍州(今安徽阜阳)等地，于1347年又回到了皇觉寺。在这流浪的三年中，他走遍了豫皖两省的名都大邑，接触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同时也使他了解到民间疾苦，增长了社会见识。而山栖野处所受的风霜之苦，又铸就了他坚毅、果敢的性格，但也使他变得残忍、猜忌。这段生活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在外云游的三年，也正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说法，北方的白莲教也在进行同样的宣传。朱元璋在流浪中，也接触到这样的宣传，他目睹国是日非、人民生活恶化的现状，意识到天下大乱很快就会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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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堪命

元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从建国之初就采取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把全国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是最为高贵的民族；二等色目人，即中亚细亚人，也称回回，因他们归顺元朝较早，颇得信任；三等汉人，主要是金朝时所属的汉族人；四等南人，主要是南宋所属的汉族人。四等人在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的地位，都有不同的规定。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汉人最受歧视，因为在蒙古人的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别无他用。比如，在法律上规定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犯了罪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汉人杀蒙古人者偿命，杀色目人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约折银币二两），而他们杀死汉人者，只需交出一份埋葬费即可。地方机构中的达鲁花赤掌握实权，而此职只能由蒙古人担任。此外，元政府还将每20家编为一“甲”，“甲主”由蒙古人担任，实际上这20家就是“甲主”的奴隶，其衣服饮食，甲主可随意索取，女子财产，也可随心所欲。在甲主控制下的汉人不能打猎、不能持有兵器、不得集会拜神、不得学习拳击武术、不得赶集赶场，甚至夜间走路也被禁止。

元朝政府在实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的同时，又对各族上层进行了拉拢和联合，给予他们许多特权，以扩大蒙古贵族的统治基础。

另外，元朝实行职业、户籍分等制，把全国广大百姓分为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十级。在他们眼中，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沦落到连娼妓都不如的地步。

元朝统治者（贵族官僚、寺院、地主）依靠政治上的强势，强行占有土地，致使许多中小地主和普通农民丧失土地沦为佃户。每一新帝即位，就对贵族大臣们肆意赏赐，金银钞币动辄数百万以上，田地也愈千顷。如元顺帝赐丞相伯颜土地，一次就达五千顷。土地高度集中，佃户只能租种土地，但要交纳六成甚至八成以上的高额地租。元朝统治者只知穷奢极欲，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因此，民间逃亡的、饿死的惨状触目惊心。此外，地主对佃户还可随意课派，若佃户生男便供奴役，生女则沦为奴婢或妻妾。

元朝以喇嘛教为国教，僧侣享有无上的特权，甚至还可以干预司法。元世祖封名僧八思巴为国师和帝师，由他掌管全国宗教事务及藏族地区政务，其法旨在西北地区（今西藏、青海一带）与皇帝诏敕并行。元朝的许多皇帝都尊封有帝师，帝师的弟子被封为国师、国公等，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特权阶层。元朝的寺庙是一种享有特权的经济实体，它们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其土地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皇帝“赐田”。元朝法律严格保护僧侣财产所有权，许多寺庙有皇帝颁赐的“护持”诏书，僧尼凭此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正是享有这些特权，所以番僧们经常为所欲为。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朝皇帝和大臣的许多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50万户农民（约250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元朝第九任皇帝海山曾于1308年下诏：“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喇嘛、番僧们如此嚣张不法，主要是由皇帝在后面撑腰。

元统治者在政治、宗教和民族等政策方面的落后性和反动性，就使得国内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蒙古贵族为核心、包括各族上层在内的封建统治阶级联合专政与广大劳动人民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局面。直至元朝末期，这种分化越来越明显，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毫无生活希望的百姓只有举起反抗的大旗，反对暴政。在元统治的不足百年里，各种反抗斗争史不绝书，据记载，江南地区就有200余起。仅1340年这一年，在山东、河北等省，就先后发生了300余起农民反抗事件。这些起义，虽都还限于局部地区，规模也较小，但正如起于毫末的青萍之风，至元朝末年，已达到了风起云涌的最高潮，最终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巨大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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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起龙骧

虽然元朝统治腐败黑暗至极，天怒人怨，但直接敲响元帝国灭亡丧钟的，却是黄河水灾。

从至正五年（1345年）4月起，黄河就不断决口，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等大部分村庄、田地，农民流离失所。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府征发北方13路民夫15万人，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即今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的交界地带，修复黄河故道，派遣2万军队监工。

自北宋末白莲教在民间秘密结社以来，已成气候。元政府所征发的北方13路民夫，有很多是白莲教徒。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等人乘机进行宣传鼓动，宣传“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进行秘密串联，队伍迅速发展到上万人。并制造谶语：“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起义，并推韩山童为明王。

韩山童祖籍滦城。他的祖父曾被官府“以白莲会烧香惑众”的罪名，谪徒到广平永年县。元武宗、英宗时，一再下诏禁止白莲佛事。韩山童接过父祖的衣钵，继续秘密传教。河南和江淮地区的人民，多随从韩山童，加入秘密组织。他们提出“复宋”口号，并发布檄文，抨击“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不公平现象，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史称韩山童为“徐州盗”，由于保密工作不到位，就在起义发动之际，官府派兵搜捕，韩山童被俘牺牲，妻杨氏、子韩林儿乘间逃走。在此危急关头，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韩山童周围的起义领袖，把事先埋在黄河故道的单眼石人挖出来作为号召，于1351年五月在颖州（今安徽阜阳）起义，正式点燃了元末农民起义的烈火。各地白莲会众及其他农民军相继起兵响应，其中，徐寿辉、彭莹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 响应起义。

因为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军”或“红巾军”。

这样，以刘福通为首的一支称为北方红巾军，主要活动在江淮一带；

以徐寿辉、彭莹玉为首的一支称南方红巾军，主要活动在江汉一带。1351年10月，这支起义军推徐寿辉称皇帝，邹普胜为太师。建立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并建莲台省，以蕲水为都城。徐寿辉建国称帝，以实际行动表明起义者推翻元朝重建新朝的决心，影响巨大。

另有全国各地涌现出的不计其数的不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主要有起兵于庆元（今浙江宁波）的方国珍起义军和起兵于高邮（今属江苏）的张士诚起义军。

1352年2月，郭子兴和孙德崖等五人也在濠州（今安徽凤阳）发动起义。郭子兴，定远人，大土豪。平日便经常聚众烧香，是当地白莲会的首领。郭子兴、孙德崖及俞姓、鲁姓、潘姓等起义首领，遵照刘福通、杜遵道的号令，俱称元帅。濠州农民踊跃相随从者，达数万人。

在所有起义军中，红巾军声势最为浩大，迅速演变成为反抗元朝统治者的有生力量。

这些起义军各自为战而又相互呼应，共同对元朝的腐朽统治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1352年，朱元璋收到了儿时伙伴汤和的信，邀请他参加郭子兴的义军。汤和的信不无炫耀，说自己已做了郭子兴起义军的千户，希望朱重八也来参加起义军，共图荣华富贵。朱元璋看过后，不动声色，将信烧掉了，那时他还不打算去参加起义。但不久，朱元璋一个师兄私下提醒他说，有人知道此信，要去告密。这一来，朱元璋就走投无路了，恰逢皇觉寺又被元军焚掠。于是，朱元璋放下钵盂，在这年的闰三月到濠州投奔了汤和，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时年，朱元璋25岁。

刚开始，朱元璋被汤和推荐到郭子兴身边当亲兵。但朱元璋天资聪颖，勇武过人，粗通文墨，很快显示出很高的军事才能，得到郭子兴的赞赏，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成为郭子兴的亲信，有重要事情总是和他商量。当时郭子兴有一养女，是其至交马公的女儿。马公死后，便由他收养。郭子兴见朱元璋是个人才，就把养女马氏许配他为妻。从此军中改称他为朱公子。这是一步很好的台阶，为他今后飞黄腾达之路打下了伏笔。有了身份，便不能再用从前的小名了，于是就另起了正式名字元璋，字国瑞。

当时，刘福通为了便于号召天下红巾军，就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建立“大宋”政权，年号龙凤。郭子兴的濠州红巾军归其指挥。朱元璋因为是郭子兴的女婿，又英勇善战，没多长时间，就升任镇抚，后升任军队的总管之职，成为“大宋”政权赫赫有名的青年将领。

前面交代过了，濠州红巾军共立有五个元帅。郭子兴为一派，孙德崖与俞姓、鲁姓、潘姓三个元帅为另一派，彼此争权夺利，矛盾极深。

1354年9月，徐州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便率兵投到了郭子兴门下。郭子兴一派实力大增，孙德崖心里却不是滋味，于是暗中极力拉拢赵均用。在孙德崖的挑拨离间之下，赵均用将郭子兴绑架到孙府暴打一顿，并准备杀掉郭子兴。朱元璋闻讯后，伙同彭大，率兵救回了郭子兴。但从此，两派便水火不容了。

朱元璋见濠州城诸将之间内讧不断，不足以谋大事，遂决心发展自己的武装。于是，朱元璋向郭子兴请命，回家乡招募兵勇，南略定远。在他的家乡钟离（今安徽凤阳东面），朱元璋遇到了少年时的伙伴徐达、周德兴、郭英等24人，他们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头目，纷纷前来投效。再加上一个汤和，这些人都可以说是当时人杰。很快的，在南略定远途中，朱元璋计降张家堡驴牌寨地方武装3000人，后又招降豁鼻子秦把头的800人。朱元璋统率着这支队伍，向东攻破定远，夜袭元将张知院于横涧山。此后，连克怀远、安奉、含山、虹县，四战四捷。朱元璋从降军中挑选出壮汉2万多人，编入部队，并南下进攻滁州(今安徽滁县)。

朱元璋的滁州之战，在他的整个军事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其一，开始自成一军。其二，他得到了自己的重要谋士、定远名人李善长。李善长劝他学习汉高祖刘邦，知人善任，尤其在乱世，谁得人心，谁就可平定天下，因此要慎刑戒杀。朱元璋深以为然，从此调整策略。其三，他找到了自己的侄儿文正、外甥保儿（后来取名文忠），得知二哥、三哥及姐姐都去世了，不禁唏嘘。此后，他就开始收养孤儿。在建立明朝之前，朱元璋共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

1355年3月，郭子兴病逝，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不久，郭天叙和张天佑都在战斗中死去，朱元璋遂成为濠州这支起义军的最高统帅。不久，又攻下和州，朱元璋在和州驻守几个月后，粮食供应成了问题。与和州相对，紧靠长江南岸的太平（今安徽当涂）、芜湖是盛产稻米的地方，但是没有船只，只能望江兴叹。恰在此时，隶属于红巾军的两支巢湖水军首领廖永安、俞通海，由于内部矛盾，率所部战船千艘前来归附，朱元璋遂建立起水师，仿佛如虎添翼。

于1355年7月，朱元璋用巢湖水师南下，乘长江水势，攻取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获得大量粮食。将士想把粮食运回和州慢慢享用。朱元璋果断地命人砍断船缆，任船顺流而下，以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将士们见无路可退，鼓噪而前，攻克太平，生擒元万户纳哈出。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3月，张士诚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发起攻势，进攻江南元军。朱元璋乘虚而入，亲自统率水陆大军，攻破集庆（今南京），改集庆为庆天府。并以此为根据地，发展成为一支强劲的军事力量，但在名义上仍尊韩林儿旗帜，奉宋龙凤年号，以令军中。

此后，朱元璋命常遇春等将士四出经略，相继攻取常州、江阴、常熟、徽州(今安徽歙县)、扬州等地；迫元水军元帅康茂才等降，招降康茂才等军民50余万，声威大震。7月，宋政权下令在应天设置江南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以朱元璋为行省平章兼枢密同佥。朱元璋自置官属，逐渐淡出韩林儿的红巾军系列，倾向于独立发展自己。

此时，徽州老儒朱升为他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高筑墙是指加强军事防备，巩固后方；广积粮是指发展经济生产，储备粮食，增强经济实力；缓称王则是指不要过早称帝，以免树敌过多。这三条建议极具战略眼光，是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于是，朱元璋就在应天屯田，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逐步壮大实力，并把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土地肥沃，盛产粮食丝绸的浙江一带。

这时的朱元璋尽管拥有10万兵力，声势已今非昔比，但是所占州郡极为有限，且在强敌环伺之中。东面和南面是元军，在长江上游有徐寿辉、陈友谅，长江下游有张士诚，东南邻方国珍，西南邻陈友定。虽然反元的大目标一致，但是张、徐不属于红巾军系列，同小明王互为仇雠。此时张士诚、徐寿辉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朱元璋构成太大的威胁。而在北方，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正与元军作殊死拼杀。朱元璋就在这种稍纵即逝的历史夹缝中，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朱元璋立足应天，开始有选择地对外用兵，先后攻占了镇江、广德、长兴、江阴等地，消灭了周边的元朝小股兵力，使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和巩固。然后，就将矛头指向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两大劲敌：陈友谅和张士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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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锋江南

陈友谅和张士诚也是时事造就的英雄，就在朱元璋攻占应天（南京）后，先是张士诚，后是陈友谅，他们都感觉到了这个对手的潜力。因此，对朱元璋十分提防。朱元璋与张士诚双方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打了大大小小上百场仗。互有胜负消长。先是朱元璋力量不支，提出和谈，张士诚不答应。后来形势变了，朱元璋善用人才，手下谋士如云，猛将如虎，徐达和常遇春就是两只斑斓猛虎，于1357年一举攻克常州，之后又攻下了宁国，张士诚势去，投靠了元朝江浙行省平章事达识帖睦尔，张士诚被授予太尉官职。

朱元璋击败了张士诚后，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徐寿辉、陈友谅身上，但当时陈友谅还没有成气候，还在徐寿辉手下当差。1360年，陈友谅暂时取得了太平、采石之战的胜利，便以为得天下易如反掌，就杀死了早已是傀儡的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改元大义。

虽然陈友谅知道张士诚首鼠两端，是个投机分子，但张士诚对朱元璋有不共戴天之仇，是可以团结和利用的力量，便约张士诚东西夹击应天，企图平分朱元璋的领地。

陈友谅的舰队非常厉害，太平、采石失手后，应天的大门就等于向陈友谅敞开了，陈友谅随时可以登堂入室。朱元璋紧张万分，虽有水师，但与陈友谅的艨艟斗舰相比，简直是蚱蜢小舟，不值一提。满打满算，统共也才有水军一万，战船一千条。应天眼看不保，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朱元璋部将胡大海招纳了一位能扭转乾坤的人物：刘基（伯温）。

刘基建策，目前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陈友谅，因此，必须集中力量消灭他。而后攻张，只有这样才能统一江南，然后实现北上灭元，成就王业的宏图。为此，刘基分析说，陈友谅表面上看虽然势大，但是他为人冷血，倪文俊赏识他，提拔了他，他反而把他的头颅献给徐寿辉邀功请赏；大将赵普胜是他两肋插刀的拜把兄弟，但他为了军权，最终动了杀机；徐寿辉曾答应让他当皇帝，但他没有耐心等待，杀君自立。一切的一切，都说明陈友谅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一个心狠手辣，唯我独尊，甚至自私至极点的人。他不顾后果的把自己置于不道的风口浪尖上，众将早就心怀不满了，故而不难战胜，只要诱敌深入，击之以伏兵，胜算必在握。

朱元璋深以为然，遂设诱敌深入、伏兵围歼之策。降将康茂才与陈友谅是至交，于是修书一封，表示形势危殆，愿弃暗投明，约为内应，言辞至为恳切。派人送到陈友谅营中，并约定在江东木桥一带投降。

陈友谅果然中计。

6月23日早晨，陈友谅率舰队主力赶到应天郊外的江东桥，发现都是石桥，遍寻不见木桥，方知上当。急令撤退，但为时已晚，被朱元璋伏兵夹击，陈友谅败走。此役俘敌7000余人，获巨舰百余艘，朱元璋乘胜收复太平。此后，一鼓作气，连克安庆、信州(今江西上饶)。陈友谅败逃九江，次年，朱元璋率军直取陈友谅的老巢江州，陈友谅远遁武昌。又分兵克南康（今星子）、蕲州（今属湖北蕲春西南）、黄州，陈友谅所辖之龙兴（今南昌）、吉安等地守将投降，朱元璋遂控制了江西和湖北东南部。

正在这时，中原红巾军发生分裂，力量削弱。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2月，张士诚认为是个机会，就派部将吕珍围攻安丰（今安徽寿县）。朱元璋闻讯，赶忙率军至滁州解救小明王和刘福通。但为时已晚，刘福通已被吕珍杀死，朱元璋只救出了小明王韩林儿，把他安排在滁州居住。

这边刚刚安顿停当，4月，陈友谅也认为反攻的时机已到，乘虚进围朱元璋辖地洪都(今江西南昌)，守将朱文正（朱元璋的侄子）以拖待变，率部苦守85日。到7月，朱元璋亲率舟师20万往援，陈友谅获悉后，撤出围军，双方在鄱阳湖展开激战。

陈友谅联结大船为阵，士兵在船上行走如履平地。朱元璋则分军11队，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激战三日，战况惨烈。陈友谅降将丁普郎，驾轻船御战，左冲右杀，始终无法接近陈友谅，被团团围住，死得相当悲壮。据明史记载，他身受重伤，头颅已无，犹执戟挺立，人以为神，“首脱犹直立，持兵作斗状，敌惊为神”。后有人献赤壁之战成计，朱元璋遂火攻陈军。陈军以铁链将大船相连，风助火势，火接风力，重蹈三国时曹军覆辙。陈友谅弟友仁败死，陈友谅突围出湖口，朱元璋又以步军扼湖口，水陆伏击，全歼号称60万陈军，陈友谅也被乱箭射死。只有张定边带着他的儿子陈理逃回武昌。

鄱阳湖水战，从8月29日开始，至10月3日结束，一共进行了36天。以朱元璋的全面胜利，陈友谅的全面失败而告终。鄱阳湖之战，奠定了朱元璋问鼎天下的基础，也创造了中国水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范例。

至元二十四年1364年元旦，朱元璋被韩林儿诏封为吴王，在应天即吴王位，置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因1363年张士诚已自立为吴王，历史上为了将他与张士诚的吴区分开，称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不久，朱元璋率军西征武昌，陈理（陈友谅子）最终出城投降。至此，朱元璋占领了长江中游广大地区。

显然，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了。

张士诚是泰州(今属江苏大半)人，早年贩卖私盐为业。元末发动盐徒起义，于1354年在高邮称诚王，建国号为周。1356年，移都平江(今苏州)。1363年，张士诚在助元消灭了刘福通后，自认为有功，要挟元朝赐封王爵，未能如愿。9月，再度叛元自立，在平江自称吴王。元江浙右丞相达识帖睦迩自杀。吴国（东吴）据地南至绍兴、北越徐州，至于济宁之金沟，东至于海，西括汝、颍、濠、泗诸州。势力与朱元璋旗鼓相当，江南地区形成了张士诚与朱元璋两个吴国并立的局面。

朱元璋在消灭了陈友谅父子后，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10月，派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分别进攻张士诚，一举攻下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安丰诸州县，将东吴的势力赶出江北地区。

至正二十六年（1366）11月，东吴杭州、湖州守将先后投降，平江成为孤城。张士诚困守平江，孤立无援，只能作困兽斗。

1366年12月，当徐达、常遇春包围了平江，东吴旦夕可灭之际，刘基密禀朱元璋令，派大将廖永忠去滁州迎接小明王韩林儿南来应天，途经瓜步镇（今江苏六合）时，廖永忠暗中把船底凿漏，小明王沉江而死。农民起义军政权灭亡。韩林儿既死，朱元璋顺理成章成为最高首领。于是，不再以龙凤纪年，改明年（1367年）为吴元年。

朱元璋大军把平江团团围住，逼迫张士诚投降，平江城坚，张士诚拒绝投降。徐达则在平江四周，高筑炮楼，高过城墙，设弓弩火铳，向城内射击，并用襄阳炮日夜攻城。城内一片恐慌，外无援兵，突围不成，弹尽粮绝，只能坐以待毙。士兵以老鼠、枯草为食；以屋瓦为弹，以树枝为箭。张士诚目光短浅，治下不严。就在平江城破的最后一天，其弟张士信在城头督战，仍不忘享乐，坐在银椅上饮酒，左右侍奉的人递桃子给他，桃子刚送到口边，就被适时发来的炮弹打得脑浆并流，一命呜呼。

1367年9月8日，徐达军发动猛攻，进入平江城，张士诚及副枢密刘毅收余部3万，展开巷战。兵败，刘毅降。张士诚退入室中自缢未果，被解往应天。见朱元璋及李善长等，则破口谩骂。朱元璋气极，命手下卫士以乱棍打死，连尸骨都烧成灰。张士诚临终慨叹道：“此乃数也。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时年47岁，东吴政权随之灭亡。

朱元璋随即分军南下，指向割据浙东沿海的方国珍和割据福建的陈友定。方、陈二部都降附元朝而又自行割据，势力孤弱。朱元璋指挥各部连续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速进兵。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即先后削平了浙东和福建。

至此，朱元璋大体上已拥有了今天三峡以东的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以及黄淮海平原和两湖地区，而这些地区即使在今天也是全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北伐的时机成熟了。朱元璋在拥有了这些地区以后，便开始显示出他的帝王野心了。他把“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作为他北伐的纲领性口号，对北方深受民族压迫的广大人民来说，其号召力、感召力以及煽动性是何其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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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中华

元朝的铁骑是极剽悍的，所到之处，草木也为之哭泣，因此，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崩溃。

由前述所知，在元末的各路起义军里，朱元璋所部的战区主要在南方，也主要与徐寿辉、张士诚的汉人军队作战，几乎没有与元朝的主力部队正面交锋过或作过一次像模像样的战斗。可以说，消灭元军主力的不是他，而最终得到天下的却是他。朱元璋何以捡到如此大的便宜，这是由当时的天下大势决定的。

当时，刘福通拥韩林儿为帝，拥有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大片领土，并不断向北方和西北进攻。徐寿辉称帝于武昌，拥有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张士诚称王于苏州，拥有江苏、浙江等地。明玉珍具有四川、云南，也欲称帝。黄河以南的元朝主力主要就是这四支队伍消灭的。朱元璋虽名义上隶属于韩林儿的红巾军，实际上是一支独立发展的武装，只占据安徽中部的滁县、和州一小块地方，部众也不过二、三万人。但他善于笼络天下俊才，经常有高人给他出点子。当刘福通率军四路出兵攻打蒙古之时，朱元璋借机在南方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李善长给朱元璋分析说，在张士诚和徐寿辉势力中间，即从江苏中西部直到浙江中西部的狭长地带，还在元朝手里。这里物阜民丰，据此可以成就王业。朱升给朱元璋分析说，金陵虽虎踞龙盘，只可闷声发大财，不可过早称帝，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就是在这种策略之下，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缠斗了10年时间，以小博大，以弱博强，最终大获全胜。

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后顾之忧，经略南方，最主要有两点。

其一，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是伐元的主力，兵分四路向元朝进攻。刘福通在中路，占领了中原及北方诸地，并迁都于开封；北路沿山西一直打到元朝的大都。东路打下了山东。西路一直打到陕西凤翔。一时间，红巾军号称百万，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根基，刘福通也成为元朝重点对付的目标。

其二，就在元朝几乎覆亡的时候，元朝的军事天才察罕贴木尔，虽出身布衣，却精通军事，在战争中脱颖而出。短短十年时间，就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北方全力对抗红巾军，创造了几乎百战百胜的奇迹，维持了元朝摇摇欲坠的半壁江山。本来，按照刘福通的力量，完全能够彻底推翻元朝。但刘福通的战略出现大的失误，由于分兵出击，虽声势浩大，却分散了力量，没有集中兵力猛攻北京。结果被察罕贴木尔得以各个击破。照这样打下去，元朝的天下马上就会云散雾开，晴朗满日了。

当时，起义军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张士诚投降了元朝，徐寿辉被迫退出长江中下游地区，刘福通部活动的区域也越来越小。

如果察罕帖木尔挥师南下，首当其冲的就是朱元璋。以朱元璋当时的实力，与之相遇，无疑以卵击石。

真是天亡元朝，在这形势对元极为有利之际，元军内部却发生了严重内讧。

元朝悍将博罗帖木尔，出身贵族，对察罕帖木尔的布衣之身，即藐视又嫉妒，担心他的实力和地位都将超过自己，竟然利令智昏，提兵向察罕帖木尔的军队进攻。于是，蒙古人拉开了同室操戈序幕。双方军队在山西、河北不断发生摩擦，就连元顺帝也调停不了。将帅如此，而在朝廷内部，也是家败出孽子，绰斯戬贵为丞相，竟然趁此天下大乱，私自大量印制假钞，大发国难财。不仅如此，他还趁皇帝叫他出面调解博罗帖木尔和察罕帖木尔矛盾之机，“视南北两家赂遗厚薄而啖之以密旨”。博罗帖木尔送的钱多，就对他说：皇帝有密旨叫你去打察罕帖木尔；察罕帖木尔送的钱多，就对他说：皇帝有密旨叫你去打博罗帖木尔。结果使得元朝陷于一片混乱，形势愈益纷乱险恶。

1361年8月，朱元璋派遣使者与察罕帖木儿通好，以解除元军这个威胁，集中兵力去攻打陈友谅。察罕帖木儿为了壮大自己，也就同意与朱元璋通好。1362年6月，察罕帖木尔被部将杀死。元军经过几年内战，主力遭受重创，其军事优势逐步丧失。而察罕帖木尔一死，朱元璋再无后顾之忧了，于是倾全力和南方各支汉人武装大打出手。

此后，元朝虽有脱脱这样的军事天才出现，但不被元顺帝信任，最终被谗言所毁，元军军心更加溃散。

因此，当1367年10月，南方的王者朱元璋回过头专注于北方时，却发现北方的统治者已剩下一副空架子了，早已不堪一击了。朱元璋采纳诸将建策，制定“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然后进兵元都”(《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的方略，遂命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渡淮北上。明军如铁流滚滚，元军望风披靡，一路几乎兵不血刃，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占领了当年察罕帖木尔用十年时间才收复的从陕西、河南到山东的广大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在徐达率北伐军平定山东的凯旋声中，朱元璋在南京告祀天地，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时年朱元璋40岁。

一个新的王朝，就此诞生了。

经过16年的征战，朱元璋终于圆了帝王梦，从一个横笛牛背的小牧童、遭人白眼的小行僧，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谱写了历史上第二位平民皇帝的人生传奇。

1368年7月，徐达率领的北伐军逼近大都（今北京），对大都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元顺帝惊恐万分，慌忙带着三宫后妃、太子仓皇出逃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奔向漠北。朱元璋遣使遗书，劝其投降。顺帝作《答明主》一诗，令使者带给朱元璋。

诗曰：

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

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

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

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

表示大元气数已尽，当让位于朱元璋。因此，其余部库库帖木尔、李思齐等手握重兵的将帅，也丝毫不作抵抗，全部逃跑。朱元璋仅仅用了10个月时间，以极小的代价就占领了整个北方，一统天下，结束了元朝统治中国长达98年的残暴统治。

洪武元年（1368年），汤和率领的南征军灭方国珍、陈友定，福建、两广尽入版图。洪武四年（1371年），明军入川，夏主明升投降，四川平定。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沐英、蓝玉平云南。洪武二十年（1387年），冯胜、傅友德、蓝玉奉命进攻辽东元朝残将纳哈出，辽东平定。至此，除漠北草原和新疆等地外，已基本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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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出身贫寒，起自民间，知道民间疾苦，生民不易。因此，在明朝建立伊始，就注意发展生产，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1368年，朱元璋称帝不久，外地州县官来朝见，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的小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1370年，朱元璋接受大臣建议，鼓励开垦荒地，并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政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三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全国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开国仅仅24年（1392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850余万顷，比北宋耕地数字最高的1021年（开禧五年）的524余万顷增加了300余万顷；政府的税粮收入达三千多万石，比元朝的税粮收入增加了近两倍；全国人口达到1100万户，人口增加到6050万，比《元史》所载元世祖1291年（至元八年）全国最高的人口数字，增加了195万户，700万人。洪武中期，有一首流传于江西的民谣，描述当时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的景象：“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

除了民屯外，明初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管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明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军粮基本自给自足。

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恐怕是除秦始皇之外的第二个勤政的皇帝了。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处理政务，接见大臣，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他为了能使江山万世长存，丝毫不敢懈怠，时刻做到警钟长鸣。每日黄昏，他令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铎，高声叫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五更时，又有人在城门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成为制度，人闻之，无不惕然。

有明一朝，朱元璋整肃吏治，惩治腐败也是很有名的。他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为此，他制定了严刑峻法，规定，凡是发现有贪赃害民的官吏，百姓可以直接擒送至京师。若是有敢阻挡者，即行灭家灭族。凡是官吏贪赃枉法者，一概发配到边地充军。官吏贪污获赃60两以上者，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当时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称为皮场庙。贪官在此砍下头颅，挂到旗竿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座两边，使坐堂官吏触目惊心。在所处理的一系列贪污案件中，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最为典型。郭桓官至户部侍郎，征收浙西秋粮贪赃枉法，事发，被追赃粮700万石，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均被处死，供词牵连到各布政司的官吏，被杀者又有数万人，追赃还牵连到全国许多富户，以致中产之家大抵皆破产。像这样大张旗鼓地严惩贪官污吏和如此大规模地诛杀贪官污吏，可以说从古未有。由于措施严厉，吏治腐败的现象逐渐得到扭转，史载，“一时守法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

此外，当时天下既定，朱元璋却对功臣放心不下，多所猜忌，就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大兴党狱。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凡被杀者4万5千余人，元功宿将死亡殆尽。就连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被赐死，李善长时年已76岁了，家属70余人也一同被杀。明朝开国功臣侥幸得以善终者，惟有汤和等寥寥数人。朱元璋如此杀戮功臣，实千古所未有。与宋太祖赵匡胤优待功臣相比，朱元璋如此铁血无情，深为后世所诟病。朱元璋机关算尽，防备的就是怕功臣们图谋不轨，篡夺皇位。结果是在朱元璋之后，他的另一个儿子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推翻了他所属意的建文帝朱允 ，夺得帝位。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好在明成祖朱棣雄才伟略，是明帝国最有开拓性的帝王。他上台以后，励精图治，开拓进取。继续朱元璋鼓励垦田养植政策，发展经济；迁都北京；他经营边疆，派郑和七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以后，仅永乐年间共有60多个国家的国王或使臣200余次访问中国。中国沿海居民也趁这股暖风，前往南洋经商，不少人侨居海外，对南洋的开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催生了国内资本主义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