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古往今来，多少铁一样的英雄都得面临这个严峻的问题。我在阅读《柏杨回忆录》的时候，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柏杨回忆录》，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年7月出版）

柏杨的一生，有如黄河一般九曲回肠。从自幼丧母、饱受后母虐待的童年到追求自立、四处漂泊的青年，从以笔为刀枪的事业到高压下不幸的婚变，从漫长的牢狱之灾到晚年迟到的幸福，他的人生真像一瓶打翻的五味瓶，各种各样的滋味搅和在一起，再也分辨不出了。在这本回忆录中，柏杨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最为真切的回顾。他是悲情台湾中扛着沉重的闸门的人之一。但他并没有以之为自豪，相反，他谦卑地、冷静地回忆着过去的一切。与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中的笔傲、老而弥狂不同，柏杨的回忆录保持了一种较低的调子，正像他自己所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度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我相信，他的这种说法基本上是真诚的。柏杨既是杂文家又是小说家，他对自己的小说很得意，但无可置疑的事实却是：作为杂文家的柏杨比作为小说家的柏杨成功得多、重要得多。杂文给柏杨带来声誉，也带来灾难；杂文使他家庭破裂，也使他成为台湾民主化的先行者之一。当惊涛骇浪过去以后，柏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写杂文：“杂文富于社会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条鞭子，它虽不是鲁迅先生所创的文体，但却由他发扬光大。它更是对抗暴政的利器，因为它每一次出击，都直接击中要害。”在50年代之后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在孤岛上实行严酷的白色恐怖，造成严重的后果：“在那个威权至上而肃杀之气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会如一潭死水。”恰恰正是这样的时刻，杂文成为公意的惟一表达。孤岛之内，几人有胆有识，几人坚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而柏杨当之无愧的是其中几个最坚贞的自由知识分子之一，“一遇到不公不义的事，就像号角的战马，忍不住奋蹄长嘶”。

柏杨在回忆录中再次揭露了调查局的残忍和凶暴。在极权主义横行的地方，秘密警察享有“治外法权”，是邪恶力量最集中的代表。由蒋氏父子直接控制的秘密警察，制造了罄竹难书的、比皇权时代更骇人听闻的文字狱。阿伦特说：“恐怖手段是极权主义政府管理的真正中介。”柏杨在书中谈到一个名叫沈源嫜的女记者的遭遇：她的全身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她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痛苦。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惟一剩下的声音就是：“我说实话，我招供，我招供……”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她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自己招供不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于是就在墙角上吊身亡。柏杨悲愤地说：“这个60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暴出来的眼睛，和半吐的舌头。”柏杨还涉及到曾亲自审讯、毒打自己的调查员刘展华。

在“解严”以后，刘展华死不忏悔、百般抵赖，摇身一变成了保护民主人士的“好人”。有一次两人见面，刘展华春风满面，热情地握着柏杨的手，好像是昨天才分别的老朋友，夸奖柏杨气色不错。当柏杨的妻子质问他打人的经历时，刘展华忽然间紧靠柏杨，双手握住柏杨的手臂，微笑地说：“柏老，我们从来不做这件事，你说是不是？”面对他“坦荡无邪”的表情，柏杨不知道如何回答。刘展华身上的“人性”早已荡然无存，他完全沦落为极权主义的“螺丝钉”。他从属于体制，所以他是“无罪”的———他在为“真理”而兢兢业业地工作。对于秘密警察制度，柏杨有深刻的反思：“情治单位有存在的绝对必要，但运用不当时，也会凌虐人民，

所以我希望，严防它成为维持一个人或一个党的权力工具，必须在保护人性尊严的大前提下办案，使情治单位成长为国家必要的善。”而要实现柏杨的理想，根子在于摒弃极权社会，建立民主社会。英国学者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指出，在斯大林主义、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三个社会中，“系统地使用暴力与使用秘密警察网络是结合在一起的，秘密警察广泛而频繁地逮捕政治触犯者，这些现象与国家严格指导文化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国民党的独裁体制，正是融合了以上三个社会的“精华”，因此也就更加残暴、更加严密。

在读这本《柏杨回忆录》的过程中，我多次被其中的细节所感动。书中的柏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权和民主的斗士。然而，我在1999年5月台湾的有关报刊上，却读到了另一个柏杨的形象。当李登辉出版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媚的《台湾的主张》时，柏杨积极主动地给“总统大人”抬轿子，亲自出席新书发表会，并与李登辉亲密地站在一起。难道他忘记了，李登辉是独裁的国民党的余孽，是无数的手上沾着鲜血的“刘展华”之一？李登辉仅仅抛出一个小小的诱饵———捐出《台湾的主张》典藏版两千本的版税，作为筹建人权纪念碑的资金。结果，柏杨就乖乖地上钩了。我纳闷：饱经沧桑的柏杨为什么看不出李登辉如此小儿科的手腕？筹建人权纪念碑诚然是好事，但为了崇高的目的也不能选择卑劣的手段———有些脏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要的。一旦要了，而且用于修建人权纪念碑，简直就有辱“人权”两个字。如此一来，柏杨自己一世威名也就毁于一旦。苦难没有打垮柏杨，他却在新时代里垮了下来。与李敖的决绝相比，柏杨晚年的妥协让我深深地失望。他的抵抗还没有完成，就丢盔弃甲了。柏杨这位半截子的英雄，既让我肃然起敬，又让我深深地惋惜。

（《想飞的翅膀》余杰著／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