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行政化”的弊端日益明显，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但是较长时间里，还是处于“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状况。人一日不下来，行政化管理的弊端就一日不可能消除——趋利避害的本能决定人的行为导向，假如行政级别影响职称职务报酬待遇，人们趋之若骛是意料之中的事。好的制度造就好人，坏的制度催化坏人，革除弊端，唯有从制度下手。

因此，武汉大学能够当机立断试水“政学分权”，突破“政学不分”的普遍现状，以“学者治学”、“教授治教”的“学术本位”回归内行管理，算是走出了可喜的一步。无论这一步以及下面的几步走得顺当还是艰难，这“第一步”难能可贵，值得充分肯定！

不必高估“高校行政化”的势力和惯性，在高等学府，真正不学无术的弄臣们即便占据某些学术高位，其心里也是不踏实的，他们为何要把行政优势转化为职称评定优势，就是因为他们深知唯有学问才是高校的招牌，他们变着法儿要当上名不副实的教授博导，常常有意识地“淡化”自己的行政职务，说明其内心明白含金之“金”究竟在何处。然而正是这“行政优势的转化”为学人普遍诟病深恶痛绝，以至于相当部分有良知的学者怒斥“世风日下”。所以武汉大学从“学术本位”入手，把它作为大学管理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对症下药，把脉准确。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说得很到位：“大学是学术性组织，学术权力是大学的核心。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

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其最核心的问题是“谁说了算”。如今武汉大学已经出现“学术权说了算”的可喜现象。比如，武大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建清描述了如下一幕：“过去，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大多数是行政领导，一个有行政职务的人在职称评定中就占有‘人脉优势’。可现在不同了。有几个系级行政领导评职称，结果第一轮就被教授委员会‘淘汰出局’，因为教授会上他们没有得到半数以上的票。”另一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前副院长罗紫初教授也描述了如下一幕：“最近，我院有一个博士生留校名额，院领导和教授们推荐了3个学生，要谁不要谁，过去是院领导很头疼的事。可现在，我们让3个学生一起到教授会议上试讲、答辩，教授们一投票就基本决定了。”他还以现身说法说明“高校行政化”的势力和惯性并非坚不可摧，“我当了十几年的行政领导，现在退下来当了学院教授委员会的一名普通委员，我由衷地感到，现在不是什么事都是行政领导说了算，‘学者治学’、‘教授治教’不再是一句空话。”他表现的是欣慰和心平气和，相信这是许多有良知的学者们的共同心声。

“政学分权”的意义不可低估。首先，对于徘徊不前的其他高校的改革起到了示范和催化作用，相信武汉大学甫一试水，其他高校将会迅速跟进，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把积弊甚深的“高校行政化”阴霾吹散一些，然后东风渐强，直至彻底吹散。其次，“政学分权”还有边际效应：既然“政学”可以分权，为何同样被“行政化”的一些领域就不能尝试“政×分权”？专业领域由内行主治，难道不该是可持续发展的题中要义？

如此，武汉大学的“政学分权”这一步不但可喜，而且可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