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的博客之上，中国人对中国人自己提了十几问，摘录一些如下——

为什么我们自得于“出口大国”的称号?

中国出口发达国家的产品几乎都是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少有高科技含量的尖端产品，唯一的移动电话还是美国人在中国设厂生产的。这些产品不但利润微薄，更谈不上竞争力，没有能垄断市场的专利产品，也就是说，我们占领美国的商品随时可能遭遇被说“不”的危机。中国地大，中国人多，所以中国不在乎资源被破坏，劳动力被廉价输出。这有什么可得意的？

为什么“支持国货”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我们的家电业已经崛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比家电广泛得多的领域里，你相信什么?你使用什么?

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两大可乐在中国饮料市场上是理所当然的老大，原八大汽水厂或倒闭或合资。我们的娃哈哈坐不住了，推出了号称中国人自己的“非常可乐”，汾湟可乐在外包装上加了几个小字“加姜汁”似乎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喝法了。

[何东旁白：就对那种有些汽油味道的美国饮料，国人能少喝点而支持一下国产饮料吗？]

为什么把比尔·盖茨当贵宾?

年轻的北大学子们仰视着讲台上神采飞扬的比尔·盖茨，暗暗地把他当作自己奋斗的目标。在网上“比尔·盖茨的财富钟”脍炙人口，至于他一弯腰值多少钱也被津津乐道。

为什么大学生迷恋外资企业?

北京世纪蓝图公司最近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六所大学的313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63.9%的调查对象在毕业后有进外企的意向。

调查显示，对外企的高效率、高薪水、管理规范、个性和创意能够发挥但是工作压力大的认同感较高，中选率在70%以上，对待遇较差、文化差异、人际关系简单、提升机会多等认同感较低。为了能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在学校里便进行了准备。94%的人苦读外语，80%的人熟谙电脑，并对外企的管理方式、外国文化都格外留恋。

一位北大四年级的学生说得很直接：“微软设立中国研究院当然好，管他是不是帝国主义，他带来的思考方式和管理方式总比中国先进。”

为什么甘愿为出国倾家荡产?

一项对北京313名高校学生的调查表明，有211名大学生想出国，最想去美国的有166人，占四分之三以上，居二、三、四位的分别是日本、加拿大和英国。而历史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1996年的18年间，中国共有13.5万留学生去了美国，占此期间中国出国留学生的一半。而这十多年间的自费出国留学生是13.9万人，回到中国的仅有3000人，比例仅为2%。虽然这其中很多人在出国前都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学成后报效祖国。但真的学成后，他们便很惋惜地告诉你：咱搞的是尖端技术，回去了也用不上——科学不分国界，在哪做还不都一样?

[何东旁白：对那种享受发达国家无数优越性、开着奔驰抗议德国的海外华人，真不知道该说他们什么好。就是当奴才，也需要最基本的奴才道德。]

为什么把“奥斯卡”当桂冠?

一位出了国、与外国人结了婚的中国女明星给儿子取名“奥斯卡”，更多的中国电影人暗暗地把获奥斯卡奖当作目标。

家花没有野花香，张艺谋就是因为捧回灿灿发光的金熊而一夕成名天下知的，后来又有了陈凯歌在戛纳上火了一把而奠定其大牌导演地位。

[何东旁白：有哪一位中国大牌导演，不是电影拍完了，先拿到海外去展览？得奖弄个外国电影节泡菜坛子，第二轮才让内地观众后看为慢？]

为什么进口大片所向无敌?

当中国电影院齐齐遭到“无人喝采”瘟疫袭击时，是中影公司引进的十部大片救了市，好像也只有美国大片能从中国观众的口袋里将钱掏走。

从《生死时速》、《龙卷风》、《真实的谎言》再到《泰坦尼克号》，中国人似乎被迷住了，走出电影院，他们忽然宣称非英文原版的影片不看，盗版VCD因此而生意兴隆，中国VCD机产业因此而繁荣。

为什么《学习的革命》被奉为教育“圣经”?

《学习的革命》。这本32开，580页，定价每册28元的书是美国人珍妮特·沃斯与新西兰人戈登·德莱顿合著的。科利华计划销1000万册。

他们请来了谢晋这位名导当托儿，在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里，谢导郑重地宣告：“读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孩子的一生。”谢导的满面庄重一如他执导的《鸦片战争》。

有美国作者，有谢导作秀，有1个亿的广告支撑，更主要的是可以帮助改变孩子一生的诱惑，望子成龙的中国父母不再犹豫。

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品味?

《格调》是一本书的名字，是一本目前很火的关于生活品味的书。它就像是一本相学书，教你带眼识人。尽管它描述的是20年前美国的状况。这本书在中国流行的一个背景是，随着贫富分化，有钱人迫切需要一种让他们有别于穷人的标志，而不是简单地以金钱区分，《格调》给了他们一种启示，并近似于一种生活品位指南。

[何东旁白：中国各城市里的小资男女们，谁不是美国文化之下的催生人？由这些“酷”青年空喊抵制，真是天大笑话。]

为什么中国消费者拿麦当劳没辙?

在港片《甜蜜蜜》中，黎明刚从内地到香港时便首先去麦当劳尝回鲜。由此可见麦当劳的诱惑。虽然麦当劳进入中国内地只是1992年以后的事，但在短短六年间，分店已扩张至百余家，麦当劳金色拱门更是家喻户晓。

麦当劳好吃吗?除了孩子以外，米饭炒菜培养出来的中国人的胃口通常对它不太感兴趣，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对麦当劳趋之若鹜呢?

[何东旁白：爱国不是口水的便宜谴责，而是最具体的行为坚持。坚决不吃麦当劳、肯德鸡那些最难吃的垃圾食品。能做得到吗？一边享受着人家的垃圾食品，一边吱吱叫唤着抵制与爱国，真是幽默之极。]

为什么中国人要有英文名?

COOL、HIGH、IN、YEAH、E-mail……这些英文单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酷”一词更是荣登1998年中国十大流行语榜。

“Jack，电话。”“THANK YOU。”这是出现在外企里的常见一幕，在外企里，绝对是英文的世界。讲英文，读英文，要想应聘首先得看得懂英文招聘启事。而没有英文名你让外国老板怎么硬起舌头叫你的中文名呢?

英语在电脑中的统治地位更比现实世界来得强硬而坚决。世界软件几乎全用英语编写，包括目前中国自我开发的一些成功软件。而90%以上的网络数据依靠英文传送。数字化论坛学者胡泳曾写过这样一句话：“电脑英语向所有人宣战，学会‘我们的’语言，以使‘我们’明白你的意思，否则的话，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不懂英文的你只有自卑。

[何东旁白：最可笑的是，最近有几个在网上高声尖叫谴责、大骂西方政客的作爱国秀的内地女明星，她们个个都有自己的英文名字。慈善活动她们秀，走红地毯她们秀，现在政治活动，她们也怀揣着英文名字出来秀，并且赢得热烈掌声。]

为什么为拿不到诺贝尔奖而耿耿于怀?

199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是美国华裔物理学家崔琦教授，顿时举国同庆，我们中国人也能获得诺贝尔奖。一些报刊甚至大挖崔琦的家谱，从而认定其获奖与中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我们恰恰忘了最重要的一点。崔琦是美籍公民，他的成功不是中国的成功，是美国式的成功。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总是有种神往和渴望。有些作家以为自己能问鼎文学奖，便称赞诺贝尔奖的权威公正性，那些知道八棍子也打不着他的作家便义正辞严地说那鸟奖咱不稀罕，有的诗人按捺不住雄心在我胸的好男儿情怀，许诺要给中国捧回诺贝尔奖。

为什么疯狂追逐乔丹?

数不清乔丹上了多少次我国期刊的封面，更有那120大洋的精品画册惹眼，足以成立一间小型的乔丹纪念馆。

其实乔丹是美国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他的成功，也和可口可乐一样，是美国商业文化悄无声息地在中国抢滩的又一标志。

今年春节联欢晚会，大山等四个外国人着实将我们猛赞了一顿，不由令吾等没出息的中国人沾沾自喜一回。但细细一想，中国真的这么好吗?大山是中国人的女婿，他会不会领着一班外国人在给我们作秀?仔细一想就通了，不说好话，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还不将节目毙了。

为什么为走私货捧场?

如果按照国际一般的走私货物查获率推算，近几年中国每年走私货值估计近1000亿元。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意无意充当过走私的支持者。国家统计局会同中央电视台作了一个调查，结果表明27%的居民承认曾经买过走私商品。43%表示可能买到过，二者合计占到被调查居民的七成。

用口水去喊叫爱国和抵制，是最廉价便宜的。在许多事情面前，谁也不要把自己洗得那么干净。

说自己爱国，拿出具体行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