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28日，全国铁矿勘查研讨会在天津召开，凡涉及铁矿资源的相关部委、协会、主要企业均到会，拉开了28年后中国重启全国范围内铁矿大勘查的序幕。

这一轮铁矿大勘查的现实背景显而易见：2008年，国际铁矿石涨价65%。而据中国冶金矿山协会会长邹健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中国铁矿石消耗的51%左右依赖进口。2007年，全球铁矿石产量是15亿吨，中国就进口了3.8亿吨，2008年，这一数字将突破4个亿。

“中国是世界的吸铁石。”澳大利亚诚信矿业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世明对本刊记者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

“开展新一轮铁矿勘查，实现找矿突破，是提高国内铁矿资源保障能力的有效途径。”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直言，面对矿产品价格不断走高和跨国矿业公司寡头垄断程度不断加剧的资源新形势，这几年中国铁矿石供应日趋被动，而其根源还是国内后备资源不足。

储量之惑

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司司长贾其海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则指出，中国的铁矿储量虽然有500亿吨，但人均储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同时，矿山分布松散，富矿少、贫矿多。澳洲的铁矿品位是40～60%，中国的最低只有10%。这种分布特点导致了勘采成本都相当高。

宝钢集团上海梅山矿业有限公司行政秘书王明宇解释，500亿吨储量是建国后两轮大勘探得出的结论。

1949年全国解放时，中国的钢铁产量只有15.8万吨,不到当时世界钢铁年总产量的0.1%。当时的资源勘探水平也非常低下，全国只有估算储量18亿吨；铁矿石产量仅有49万吨。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进行了第一轮大勘探。大量的钢铁企业都因矿而生，依矿而建，凭矿做大做强，如1952年始建的鞍钢、1953年始建的马钢、1958年始建的武钢、1959年始建的梅钢等。当时国家的主要目标是钢铁产量，对铁矿石的开采很不精细，因此铁矿石开采的随意性、盲目性和破坏性相当严重。

上世纪70年代末，铁矿勘查再次进入高峰期，一直延续到1989年。那次国内铁矿石会战的战果，发现了“鞍山-本溪”等多个国家大型铁矿。当年勘查出的铁矿石依据当时的国内需求量，足够300年的使用。

按照上世纪90年代初的判断，当时中国铁矿石资源储量、分布、品位等已基本探明。

有“中国最大矿老板”之称的中国宝贝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卞洪登并不认可这个结论。据他了解，中国西部的唐古拉山脉、昆仑山脉、祁连山脉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连绵不断”，而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虽然都是贫铁矿，品位较低，但如果就近开采，也能弥补从国外远洋运输的成本。此外，西藏、新疆99%的地方没有探明储量，青海93%的地方没有探明储量。

对此，邹健也指出，中国全国待勘明铁矿可能尚有1000亿吨。

战略之失

“五六年前铁矿石200元/吨，现在是1500元/吨。”邹健以数字说明了中国长期不重视铁矿勘查、开采的原因。

中国矿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刘益康搞了一辈子矿产勘查，他认为，“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没形成矿业企业占有资源要有偿的概念。以前地质队用财政投入的地勘费，进行矿产勘查，探出矿以后交给国家，国家再无偿地将其交给国有采矿企业。所以过去多数矿山企业缺乏主动获取资源，投资勘查的理念。”“现在铁矿石供求市场决定了价格的走势，加之全球商品铁矿石的垄断性，形成了持续涨价的态势。我几十年前就认识必和必拓的人了，我现在对人家说铁矿石价格太高，他们反问我，‘当年铁矿低价时，我们关闭铁矿山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提铁矿价格低呢？为什么不买一些铁矿山的权益呢？’”

刘益康介绍，矿产勘查属于高风险投资的领域，勘查项目只有1～2%可以最终成长为矿山项目。“投入很大，血本无归，比比皆是；投入不多，收获甚丰，不乏其例”。

刘益康认为，既然矿产勘查具有风险投资的特点，中国过去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勘查和大型矿业公司自有资金投入矿产勘查的方式都是“正在消亡的投资方式”。同时，传统银行追求稳定回报，更不愿意冒风险投资矿产勘查。因此，矿产勘查的资金主要应该来源于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基金和具有风险投资意识的公众。

对于风险资金投资中国矿产勘查的现状，刘益康用了“三个不相称”来概括：在世界矿产勘查风险筹资市场中，中国所占份额与中国作为世界矿产资源潜力大国、矿产资源生产和消费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引进外资国，固体矿产勘查在引资中占的份额很小，与其产业地位不相称；在中国矿产勘查总投资中，利用资本市场所筹份额与其他风险创业产业相比不相称。

卞洪登非常赞同刘益康的看法，他介绍，蒙古在引进社会资本勘查矿山的实践经验就很好。“蒙古政府没花一分钱，就把全国的资源勘探清楚了，他们面向全世界开放勘探权。为此，蒙古一年能向全球勘探商收取170多亿蒙图（1元人民币=150元蒙图）办理勘探手续费。现在在蒙古，除了总统府，其他土地的勘探权都卖了。”

“中国应该放开社会资本，发动全民来打一场资源勘查战，国家只要在生产时从严从紧把关审批就没任何问题。”卞洪登说。

说到“三个不相称”产生的原因，刘益康认为，从法律方面看，中国的探矿权作为财产权的私权性质不明确，探矿权的安全缺乏充分的法律保护；从政策方面看，中国没有统一的国家矿业政策，协调矿业开发中涉及的金融、税收、进出口、环境保护、国家安全等各方面的政策缺乏稳定性，而矿业属于不可易地的长周期、高投入产业，特别要求政策稳定；从行政方面看，鼓励矿产勘查的政策缺乏稳定性，只有政府标准，没有企业和行业协会标准，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参与矿产勘查的经营；此外，勘查机构在处理社区关系时缺乏规范和依据，勘查公司和社区矛盾处理起来难度较大，导致滥采乱挖，危及安全和环保的事件时有发生。

针对中国矿产勘查中存在的“体制孤岛”和“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现状，2007年，刘益康出版了一本关于商业性矿产开发的书。书中，他极力呼吁国家应该制定统一的矿业政策推进商业性矿产开发。具体的建言则包括：矿产勘查的税收抵扣、财政补贴、资源耗竭补贴、用地制度、股票市场融资规划等多个方面。

矿权之争

铁矿石价格的猛涨和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了全国寻矿潮的席卷。贾其海告诉本刊记者，中国已在深部、尾部找矿技术上实现了很大突破，现在在内蒙、湖北、河北、安徽等省区聚集了大量勘采铁矿的队伍。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柏平算是这个庞大的找矿队伍中的一员，因为他的企业经营成本的70%以上来源于铁矿石。

郑柏平介绍，湖南是个贫铁省，每年的铁矿石生产能力也就200万吨，而湖南有几家钢铁公司，省内的钢铁储量连一家公司的需求都满足不了。“现在各地都对铁矿石看得紧，有矿首先满足的是本地钢铁企业，有些地方就直接按协议价出让矿山给本地企业，根本不按竞价卖矿。”郑柏平感叹。

如果说郑柏平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批评尚属委婉的话，卞洪登对此则言辞犀利。

“青藏高原有10万山头，冲下来的全是财富。”卞洪登介绍，这些山头每年冲到河流的泥沙经过选磁机筛选，可以选出非常好的铁精粉。用好这些泥沙，可以收一箭三雕之功：每年至少提炼4亿吨铁矿砂；疏浚淤积的河床；为当地的高速公路和铁路提供打地基用的砂石。但事实上，外地企业不被允许进入当地开采。

“在甘南，当地人根本不认采矿证、探矿证，他自己不办证，别人的矿他敢理直气壮地采，真矿主就曾被非法矿主轰出来过。”李世明与卞洪登有类似经历。

事实上，卞洪登后来也没打进西藏。“我们投了5000万，也没能开挖一座矿山。”“有些地方是以保护地方经济为名，实际上在大搞黑金交易”。

由于矿产勘查权、开采权、土地使用权是分离的，同时地方矿产管理部门又以“资料保密，不能对外公告”为由，拒绝申请开采方查阅任何矿产分布资料和报批资料，“我就知道有的矿产管理部门的官儿擅自修改报批企业的申请日期，把别人辛辛苦苦找到的矿偷偷摸摸地交给他自己的人开。”卞洪登说。

“现在是一个跑马圈地、遍地开花的时代。”李世明说：“为缓解资源紧缺国家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地质勘探领域，很多根本不懂矿业的人急功近利，拿到矿权不投入进行勘探，就倒腾矿权获取利益。”

卞洪登现在深感手拿矿权“忽悠的人太多”。他在新疆有一个项目，来回跑了14趟，每次都有人带路，“对方狮子大张口，要价简直都想超过矿山的全部产值”。

卞洪登说，因为矿产管理部门执行政策缺乏透明度，某些地方甚至出现把申请方交来的勘查报告集中拷贝卖U盘，一个U盘卖几千上万元的怪事。“管矿的人夜夜笙歌，灯红酒绿，哪来的钱？”卞洪登质问。

卞洪登在蒙古买了40个矿权，在澳洲、墨西哥也都有自己买下的矿权。宝贝集团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蒙古各地的矿产分布图。卞洪登说，蒙古所有的矿产资料都是可以公开买的，而这些资料的售价基本上只是印刷成本而已。至于澳洲和墨西哥，“都是主动为我们提供资料。墨西哥杜兰格州州长还亲自来北京搞招商酒会，欢迎我们去开采，甚至为我们报销去墨西哥考察的往返机票。”

整合之难

卞洪登初次去蒙古考察是在2000年，当时他的身份是世界华商会副秘书长，那次他就发现蒙古的矿产资源很丰富，但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在蒙古找矿的外国人很多，但几乎没有中国人。

3年后，卞洪登冒出一个想法：游说国有大型钢铁公司老板，希望同他们一起到蒙古去买矿权。“他们对我嗤之以鼻。辽宁有个大钢铁公司对我说，‘我们就睡在铁窝窝里，还需要到外面买什么铁？’”这使卞洪登深受刺激，回来后就奋笔疾书了一篇《蒙古焉能是被遗忘的角落》发在行业杂志上。

在此次对数位官员、企业家、学者的采访中，本刊记者发现，不同人士的意见存在三点关于“整合”的共识：一是钢铁企业要向上整合，打通上游产业链，控制铁矿石资源；二是采矿企业要向外整合资源，单纯依靠在国内找矿来缓解国内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并不现实；三是中国企业只有联合、重组才能增加与国际巨头的谈判砝码。

事实上，以上三个方面的整合实施起来难度都很大。好在，对于前两点，中国企业已经比较重视，宝钢、鞍钢、首钢等大企业已经开始在国外买矿山。就是像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这样的地方性钢铁企业，也已开始在与澳洲、非洲、东南亚的矿山谈判。据卞洪登了解，现在国家鼓励国有企业去国外买矿山，国家开发银行也出台了相关支持政策。“不过婆婆太多，进展比较缓慢。”

李世明也提醒，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矿山不要盲目。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法律法规和将来的生产建设成本。澳大利亚一个朋友就告诉他：“你们中国人怎么这么舍得花钱？数十亿元在我们这边买了个存在潜在环保问题的铁矿。这样的项目在当地放了多年，澳大利亚的矿业公司一直都不敢投资开发。”

中国钢铁企业和矿产资源的集中度仍然不高。如何提高集中度？卞洪登说：“三大巨头（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控制了全球铁矿石资源的74%，它们是靠联合、重组产生的，这使他们有实力像香港的地产商买地一样买矿山。”

“这个过程主要应该通过市场手段进行。日本上世纪70年代也是如此。”郑柏平说。

王明宇则认为，单靠市场力量整合是不够的。应该用行业准入政策打击无证勘查和开采等违法行为，大幅度地提高行业进入门槛，对进入铁矿石产业企业必须进行资质审查，对现开资源进行归口管理，以此“刷下去一大批不合格的散兵游勇。”

此外，还可以促使地方资源的集中化管理。在这方面，云南省的做法是，坚持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以大并小、以优并劣方针。目前，该省探矿权人减少180个，采矿权人减少378个，矿产开发布局趋于合理，安全生产状况和矿山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目前，在云南全省已探明的保有资源储量中，71％的铁矿资源集中到了昆钢集团和禄丰德钢公司。辽宁省也出台政策，力图将铁矿石资源整合到鞍本集团。“以骨干企业为主，实行地方集中化管理，不失为一个好策略。”

郑柏平还提到，企业要实现跨地区重组，还存在一个税收分配（国有企业是利税分配）问题也不容易很快解决。因为，各地的钢铁企业都是当地的税收大户，必须考虑重组以后地方政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