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个具体的人，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而评价一类人，反倒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河南省南街村王宏斌是一类人的代表，这类人有极强的领袖欲、控制欲。古今中外，这一类人构成了一道道历史的风景线，有的是亮丽的，有的是灰暗的，还有的是绛红色的，因为它染上了牺牲者的鲜血。

我想说，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一些流星般的人物，倏忽耀眼无比，倏忽灰飞烟灭，还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给他们提供了做秀的舞台。

我完全不认识王宏斌这个人，说他是一个领袖欲极强的人，仅依据多年来报刊上的消息，特别是依据最近南方都市报的消息。他属于风险偏好极强的那类人，同时他也是一个聪明人，并非一介匹夫，只是一些狂妄念头蒙住了他的心智。

例如，他居然投资“永动机”的制造，扎扎实实地被“科技骗子”嘲弄了一番。好几年前，南街村的负债规模已经达到6亿元以上了，按说王宏斌应该改弦更张，再不能一条路走到黑了。但他的收益函数完全不是企业家的收益函数，他心里有一条自己特有的长期收益曲线。他把大量资金投入到信仰工程和福利工程上去了，因此遇到了当今社会给他设置的巨大障碍。商业银行总要求得回报，并不总是以“首长工程”马首是瞻；而有意识形态奖赏能力的官方机构却没有资金。资金和意识形态的联姻只是在短时期内共度蜜月。所以，王宏斌的企业群迟早要发生资金链的断裂。

再坚强的人也有虚弱的一面，王宏斌也是如此。从记者的报道看，他容易迷信。人一迷信，虚弱的尾巴就暴露了。因为他失去了方向，不那么自信了，于是便想获得神的启示。其实，他先祭起的是“公有制”这尊神，但他不懂如何侍奉这尊神，更不懂得只有在公共领域这尊神才有所作为，于是便败下阵来了。而宗教中的神只能抚慰人的心灵创伤，王宏斌却想要它有更大的作用，当然也注定一无所获。

从更大的尺度上观察王宏斌的世界，有两种力量，一种是还没有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极端意识形态幻觉以及支撑这种幻觉的社会链条，这促使他披挂上阵，鼓舞自己的堂吉诃德式的勇气；另一种是中国社会平地崛起的市场经济网络以及支撑这个网络的社会利益集团，它给王宏斌出了数不尽的难题，迫使他解甲归田。

也许王宏斌会哀叹命运的不公，但我愿意为他指点迷津。至今中国农村还有不少村庄好端端地顶着“红帽子”，它们的庄主或领袖仍然人前人后，风光无限，为什么他王宏斌就要拱手告别弟兄们？公有制这个东西，若放在经济学家所讲的私人物品生产领域，要么走向“异化”，大大地“辉煌”一个时代，要么按照红色教本上的要求，严重地丢失效率，搞得当事人灰头土脸，丢盔撩甲。公有制这个东西放在公共品生产领域，若没有民主制度保障它运行，也会走向“异化”。

按我观察，以集体乡镇企业崛起的村庄，凡成功地扩张，多依赖家族成员对企业的高度控制，所谓集体决策机制已不复存在，这种利益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可以在一定时期给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相反，如果凭借集体成员的“红色觉悟”来维持管理和劳动的积极性，一定走入死胡同。因为乡镇企业的这种“成功”，才养得起集体农业，人们却糊涂地以为不搞土地承包也可以维持集体农业经济效率。从记者的报道看，王宏斌没有培育起“异化”集体企业的家族资源，所以他注定失败。奥秘正在这里。当然，“红帽子”不能永远戴下去，“改制”的故事会丰富多彩，只是王宏斌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讲好。

王宏斌解甲归田的前景似乎渐趋明朗。如果他能让法官相信他将南街村企业资产的60%划到少数村干部名下完全是“一片冰心在玉壶”，也许他还能全身而退。我自己宁愿看到这样的结局，因为他不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如果一切如我所愿，王宏斌隐退以后会在人们心中留下一个悲壮的形象，就像中国古代炼石补天的那尊神一样，他对此坦然领受才好。

中国的改革终究不可逆转，但出现几次波折却是有可能的。如果波折太多，王宏斌的故事就还会发生。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继续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我不希望是这样，也不相信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