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五岁进了武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还是那样的糊涂，当时我们的国文程度，比现在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国文程度，大概高明得很多。尤其是讲授我们国文的，是一位安陆的陈仲甫先生，对桐城派文章的工力很深，讲得也非常好。改作文的是武昌李希哲先生。他的学问是立足于周秦诸子，开且造诣也很高。他出的作文题目，都富有学术上的启发性。两星期作一次文，星期六下午出题，下星期一交卷，让学生有充分的构思时间。他发作文时，总是按好坏的次序发。当时我对旁的功课无所谓，独对作文非常认真，并且对自己的能力也非常自负。但每一次都是发在倒二三名；心里觉得这位李先生，大概没有看懂我的文章；等到把旁人的文章看过，又确实比我做得好，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好多次偷流着眼泪，总是想不通。有一次，在一位同学桌子上看到一部《荀子》，打开一看，原来过去所读的教科书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段话，就出在这里，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便借去一口气看完，觉得很有意思。并且由此知道所谓“先秦诸子”，于是新开辟了一个读书的天地，日以继夜的看子书。因为对庄子的兴趣特别高，而又不容易懂，所以在图书馆里同时借五六种注本对照看。等到诸子看完后，对其他书籍的选择，也自然和以前不同。有过去觉得好的，此时觉得一钱不值；许多过去不感兴趣的，此时却特别感到兴趣。此后不太注意作文而只注意看书，尤其是以看旧小说的心情来看梁任公、梁漱溟和王星拱（好像是讲科学方法），及胡适们有关学术方面的著作。到了第三学年，李先生有一次发作文，突然把我的文章发第一；自后便常常是第一第二。并且知道刘凤章校长和几位老先生，开始在背后夸奖我。我才慢慢知道，文章的好坏，不仅仅是靠开阖跌宕的那一套技巧，而是要有内容。就一般的文章说，有思想才有内容；而思想是要在有价值的古典中姙育启发出来，并且要在时代的气氛中开花结果。我对于旧文章的一套腔调，大概在十二三岁时已经有了一点谱子；但回想起来，它对于我恐怕害多于利。
我对于线装书的一点常识，是五年师范学生时代得来的。以后虽然住了三年国学馆，但此时已失掉了读书时的新鲜感觉，所以进益并不多。可是奇怪的是：在这一段相当长的读书期间，第一，一直到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底为止，可以说根本没有看过当时政治性的东西，所以对于什么主义，什么党派，完全没有一点印象。我之开始和政治思想发生关涉，是民国十五年十二月陶子钦先生当旅长，驻军黄陂，我在一个营部当书记的时候，他问我看过孙文学说、三民主义没有？我说不曾；他当时觉得很奇怪，便随手送我一部《三民主义》，要我看，这才与政治思想结了缘。……(略)
从民国十六年起，开始由孙中山先生而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论等等。以后到日本，不是这一方面的书便看不起劲，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时候，组织了一个“群不读书会”，专门看这类的书，大约一直到德波林被清算为止。其中包括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连日译的《在马克思主义之旗下》的苏联刊物，也一期不漏的买来看。回国后在军队服务，对于这一套，虽然口里不说，笔下不写，但一直到民国二十九年前后，它实在填补了我从青年到壮年的一段精神上的空虚。大概从民国三十一年到三十七年，我以“由救国民党来救中国”的呆想，接替了过去马恩主义在我精神中所占的位置。从日本回国后，在十多年的宝贵时间中，为了好强的心理，读了不少与军事业务有关的书籍。这中间，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十分怅惘的，即是民国三十一年军令部派我到延安当连络参谋，住在窑洞里的半年时间，读通了克劳塞维兹所著的《战争论》，但又从此把它放弃了。这部书，若不了解欧洲近代的七年战争及法国从革命到拿破伦的战争，以及当时德国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背景，是不可能完全了解它的。在延安读这部书，是我的第三次。
……（略）
我决心扣学问之门的勇气，是启发自熊十力先生。对中国文化，从二十年的厌弃心理中转变过来，因而多有一点认识，也是得自熊先生的启示。第一次我穿军服到北碚金刚碑勉仁书院看他时，请教应该读什么书。他老先生教我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我说那早年已读过了；他以不高兴的神气说，“你并没有读懂，应当再读。”过了些时候再去见他，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他问：“有点什么心得？”于是我接二连三的说出我的许多不同意的地方。他老先生未听完便怒声斥骂说：“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这一骂，骂得我这个陆军少将目瞪口呆。脑筋里乱转着；原来这位先生骂人骂得这样凶！原来他读书读得这样熟！原来读书是要先读出每一部的意义！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出自黄克剑、林少敏编，《徐复观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