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史》·王新命·田汉研究

《狗史》是王新命的一部中篇小说，写作于1923年9月间，1924年3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单行本。

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一只小狗，它出生不久便同它的兄弟姐妹一起被遗弃到东京市区边缘的一所打靶场。几位居住附近的中国留学生经常到打靶场散步、游玩，无意中见到小狗，可怜它的境遇，便将它携回住所喂养。在随后的日子里，小狗给喜爱它的几位中国留学生带来欢乐，也以它的夜间吠叫、随处排泄、胡乱抓咬物品等等行为，引来另几位不喜欢它的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女佣的厌烦。一天小狗跑进厨房，叼咬菜篮中的牛肉，被女佣打断一条腿，先前就厌烦它的两位中国留学生，尽管怜悯小狗，仍不能容忍它因疼痛而日夜不停地吠叫，终于趁几位喜爱它的中国留学生外出，又将小狗送回打靶场。作品中的小狗，活泼机灵，憨厚可爱，它的举动常常令读者忍俊不禁。作品对小狗心理活动的拟人化描写，既是整个故事中推演展开及串联组合前后情节的关键，更是作品当中最吸引人、最令人赞赏的重要内容。作品中小狗的心理程度，被牢牢定位于一般幼童的智商分寸，小狗的所思所想，既天真圣洁，又懵懂幼稚，被写得细腻生动，合情合理。阅读《狗史》，就好像倾听一位低龄儿童在述说他的一段生活经历和感受。作者在故事的结尾，更在作品出版时所写的《代序》里，揭示了作品想要表达的主题：小狗只有生活在自由自在的天地里，才能得到它的幸福，才是它的心愿。《狗史》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的一部出色的拟童话小说。

前述之外，《狗史》的作者，又通过对小狗与几位中国留学生相处的经历的描写，借助小狗的观察和思考，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日本社会为背景，表现了一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环境和日常活动，刻划了几位留学生各不相同的性格与情趣。从这个意义上说，《狗史》也是一部具有特色的、反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海外中国留学生生活的文学作品。

别出心裁的取材构思，完整巧妙的故事结构，清丽流畅的文笔，浓郁深厚的人道主义主题，显示了作者不俗的文学艺术修养和文学写作技巧，也使《狗史》堪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小说佳作之一。这部作品问世至今已逾八十年，却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人士提及，实为憾事。

《狗史》的作者在1921－1922年间，一度赴日求学，其间曾与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剧作家的田汉同住一室,朝夕相处。在一次结伴散步时，王新命、田汉、易漱瑜将一只被遗弃的小狗携回居所喂养，没几天又被同居的其他中国留学生丢弃。《狗史》即依据这段往事生发改编而成。《狗史》中对于几位中国留学生生活境况和性格情趣的种种描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当年旅居日本时的生活实况，是当年与他曾朝夕相处的几位同居者的实情。因此，《狗史》对于了解和研究田汉在日本留学期间的一段生活经历，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要深入了解《狗史》在这方面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作者王新命。

王新命（1892－1961，福建闽侯人）本名吉曦，又名几道，曾用名王无为。他在福建完成中学学业后赴东北谋生，1911年秋开始为沈阳等地的多种报刊撰写新闻通讯稿，1913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组建的“关外讨袁军”，从事反对袁世凯帝制的革命活动，曾因事机泄露被东北军阀拘捕监禁八个月，被营救出狱后为安全起见易名王无为，仍在东北从事新闻工作，1915年为躲避张作霖通缉隐居大连，1916年初转移上海。到上海后的王无为，先为恽铁樵主编的《小说月报》修改外国文学译编文稿，继而开始文学写作，陆续出版根据外国文学作品译编的《冰原探险记》和“言情小说”《脂余粉剩》等。1918年，王无为加入“上海记者俱乐部”，不久，国民党在上海策划组建“全国报界联合会”，王无为以湖南郴州《民国日报》和云南昆明《义声日报》上海特派员身份，参加该会活动。1920年4月王无为进入泰东图书局任编辑，并为首组建了“新人社”，创办出版《新人》月刊。

“新人社”是一个思想文化性同人社团。《五四时期的社团》（张允侯等编，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对该社有如下介绍：“新人社成立于1920年4月，社址在上海。社员有五十余人，分布在上海、南京、江西、浙江、湖南等地。其中大部分是编辑、教员和学生，也有个别军人和书业资本家。这个社并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经常的组织活动，只是在该社出版的《新人》月刊发刊宣言里，十分含混地提出了改造社会的任务。新人社除了出版月刊《新人》（1920年4月）外，还编辑了《新人丛书》。月刊和丛书都由泰东图书局出版，而这个书店的经理赵南公也是新人社的社员，因此，新人社可以说是和泰东图书局有密切联系的一个编辑社”；“新人社的社员大多数信仰‘新村主义’。他们把‘新村’看作是和‘旧社会宣战的大本营’，认为‘新村’是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进行‘物心两面改造’的一种新型组织，它可以使社会中每个分子‘都能有着平均发展个性的机会’，使他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碰不着什么障碍’。由此可见，他们的‘新村主义’是唯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混合物”。王无为后来回忆说，他组建“新人社”、创办《新人》月刊的最初动机，系由于他抨击戴季陶虐待女佣的一篇文章，因刊物慑于戴的威势而中断连载，他便想有一个能随意发表自己想法的刊物。他还回忆说，他当时有无政府主义思想，“新人社”即“以拥护正义公理为宗旨，反对一切违反人道的制度，努力实现一个没有奴婢，没有娼妓，没有中间剥削，也没有贫富悬殊的理想社会”⑴。张静庐的回忆中也谈到王无为当时对人道主义的身体力行，“在行动上，他更实行不坐人力车，咯碌咯碌老是拖着一双半统皮鞋跑东跑西。一天跑几回四马路，也不感觉吃力”⑵。“新人社”起初有成员十余人，以后陆续有人加入，前后共有成员五十余人。王无为说，陈伯熙、赵南公等较有社会地位的人加入“新人社”，不过是“逢场作戏”⑶。而《新人》月刊，名义上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但资金主要由王无为筹集，大部分稿件也由王无为撰写。该刊最有社会影响、以后也受到许多学者注意的是第二期“讨论废除娼妓专号”，其中的全部文章，均由王无为一人撰写。1920年7月，王无为赴湖南长沙主编当地的《民国日报》，9月返沪。《新人》月刊于1921年1月出版第七、八号合刊后停刊，“新人社”活动就此停止。

王无为在1920年7月间还曾加入中国现代新文学运动历史上最早建立的新文学社团――上海“新潮社”。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出现过两个“新潮社”。一个是“五四运动”之前成立的北京“新潮社”，该社系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思想文化团体，其创始人为北京大学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出版有《新潮》月刊。另一个是1920年初在上海组建的“新潮社”，该社专为从事新文学而成立，主张把文学当成“训练思想的最好工具”，用“‘新的’文化来改造旧社会”、“‘新的’思想来建设新道德”；宣称以“注重自然主义”，且“与新浪漫主义为之和”，作为文学创作的“手段”⑷。上海“新潮社”的创始人为张静庐、王靖（王梅魂）等，最初只有六人，以后陆续有人加入，前后有成员近二十人，王无为是该社的“第四批”入社社员。该社主办的《新的小说》月刊，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1920年3月创刊，到次年6月出版第三卷第一期（此期易名《新晓》）停刊，这也标志上海“新潮社”活动的停止。

在参与上海“新潮社”活动期间，王无为的文学创作开始逐步脱离“旧”轨，转换“新”姿，也可以说开始由“通俗文学”转向“新文学”。这期间他的文学作品，有小说，有新诗，还有话剧剧本*。这些作品，就思想内容而言，大多蕴含明显的人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成份，就艺术技巧而言，也显示不俗的水准，它们分别在其主编的《新人》月刊、上海“新潮社”主办的《新的小说》月刊上发表，也有的收编在上海“新潮社”同人作品合辑《红叶集》（泰东图书局1920年7月初版）中。

1921年2月，王无为从上海赴日本**，经神户到东京，入住位于东京诹访町的“月印精舍”。“月印精舍”是一处兼包伙食的留学生宿舍，距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都不远，早先的租住者主要是中国湖南籍的留日学生，以致有东京的“湖南小会馆”之称。王无为非湖南籍，他之所以能住进此处，得于已经返国的湖南籍留日学生李凤亭的介绍。到1922年8月离日归国，王无为一直居住此处。在这里，王无为结识了田汉，并与其建立深厚友谊。

关于王无为与田汉的友谊，在田汉的散文集《蔷薇之路》和王新命晚年写作的回忆录《新闻圈里四十年》中，都有生动记存。许多田汉研究者都知道，田汉和易漱瑜是1921年1月由它处相约移居“月印精舍”的。到王无为住进时，“月印精舍”一共居住七位中国留学生，相处不久，他们便在田汉的提议下，以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相待，依各自的年龄长幼，分别按“老大”到“老七”称呼。据王新命回忆，他最年长是“老大”，林孟和次之是“老二”，田汉又次之是“老三”，“老四”名庄重，“老五”佚名，“老六”为易漱瑜，“老七”是林孟和的弟弟林仲平。“月印精舍”有住房六间，其中供中国留学生租住的四间，田汉和王无为住一间，易漱瑜住一间，“老二”和“老四”住一间，“老七”住一间；另两间小室由日本女佣居住。王新命的回忆还说到，他知道田汉当时已“有共产主义的倾向”，田汉也知道他“是离不开民族国家的保守份子”，然而政治见解上的分歧，没有影响他们之间“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⑸。王无为由日本归国时决定改换名字，之所以取名“新命”，其中也有田汉的帮助。《蔷薇之路》汇辑田汉1921年10月10日至31日的日记，在不过二十余天的记事中，即多次提到作者和“老大”相约一起出外活动，或散步，或游园，或洗澡，或晤友，还提到作者为“老大”定制名片等事。《蔷薇之路》是田汉出版的第一部个人散文集，应田汉邀请为这部散文集撰写序言的有两人，一人是易漱瑜，另一人即“老大”王新命。王新命当时与田汉的私交之深，由此亦见。

《蔷薇之路》于1922年5月由泰东图书局出版。《狗史》的问世在此之后，其写作和内容都可以看见受《蔷薇之路》启发或与之呼应的成份。例如，《蔷薇之路》记录田汉居住“月印精舍”的一段岁月，其中涉及的人物有“老大”、“老二”、“老七”等；《狗史》里中国留学生也是相同的一群，只是将居住的“月印精舍”，改称为“蔷薇精舍”，将“老大”、“老二”等改称“学生一”、“学生二”等。易漱瑜在《狗史》中，既是“学生六”，也是“蔷薇公主”；田汉则是“学生三”和“芭蕉王子”。

《蔷薇之路》中田汉日记的时间，起自1921年10月10日，止于10月31日。《狗史》故事的发生时间，始于1921年的8月3日，止于8月10日（即作品中所说的“牛女双星嘉会”亦即中国阴历“七月初七”）。《狗史》中“蔷薇精舍”一群中国留学生的活动，实际上也可视为对《蔷薇之路》记事先前部分的一定补充。例如，《蔷薇之路》中10月11日的日记，记录了易漱瑜像“前次一样”女扮男装同田汉等外出的情景，不少田汉研究著述都或详或略地提及此事，把它视为田汉、易漱瑜在异域生活的一件趣事。细心的读者难免会问，易漱瑜女扮男装的“前次”事在何时？情况如何呢？目前的田汉研究著述对此没有解答。然而，《狗史》中有相关描述，可以为读者解疑释惑，――主意是田汉出的，地点在“月印精社”，曾懞住王新命和“月印精舍”的日本女佣。请看作品中的具体描写：

……原来芭蕉王子和蔷薇公主商量好了，将男子的衣帽，请蔷薇公主穿

着出去，……教伊假装做外来的生客，走到那八叠席的室内，芭蕉王子就用

郑重的态度，对学生一学生二等介绍，说，“这位是新从西京来的郑先生！”

那学生一学生二再也想不到这位郑先生就是蔷薇公主，由是便用对生客的态

度,来对伊，同时下女也以为是真的，就忙着进茶，下女正进着茶，芭蕉王子

故意问下女道，“这位郑先生有点像我们中间一个人不？”下女梦也梦不到那

位郑先生就是蔷薇公主，看了一看，摇头说道：“不像，不像，我们这里决没

有一个人像他。”芭蕉王子听了又笑道：“你为什么不仔细看看呢？你如果能仔

细看了一遍，就知道他很像我们这里的一个人了！”下女左一看右一看，还是

看不出是谁，便说，“他没有像我们这里人的地方，不过他似乎是来过好几次

的。”芭蕉王子这时知道那下女已经被蔷薇公主瞒过，便掀起蔷薇公主的帽,说,

“你试再看，看看他这头发！”下女一看分明就是学生六，不觉笑了，伊笑，

学生一学生二等也陪着大笑……

上面的描写不排除有艺术加工的成份，但可以相信基本情况属实。正是由于易漱瑜的女扮男装居然连“月印精舍”的同住者都未曾识破，致使“妹妹”敢于穿着男装外出，随同哥哥们“大胆地往前走”。

《狗史》写作于作者自日本返国后不久，其中对自己和田汉等在“月印精舍”生活经历的回忆、描述不会出大的误差。王新命晚年写作的个人生平经历回忆录《新闻圈里四十年》中，也有一些章节涉及田汉及“月印精舍”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其中虽有一些人名、时间或事件的忆误（笔误或排误），然而依然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

《狗史》和《新闻圈里四十年》对于田汉的参考价值，不容小觑。除了前面所述之外，且再举一例――

田汉与易漱瑜的结合，是田汉生平中的一件大事，也为大多田汉研究著述所关注。请看一些研究者和研究著述对于此事的相关描述：

何寅泰、李达三撰著的《田汉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25页）：

易梅臣死难的消息传到东京，田汉和易漱瑜悲痛欲绝，……为了在忧患之中相

互慰藉，相互勉励，田汉由本乡的中华学会，易漱瑜由岩川白山御殿町的女子宿舍，

共同迁居江户西郊月印精舍。

张向华编写的《田汉年谱》（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0页）：

〔1921年1月〕中旬 得知易象遇害的消息，不胜悲痛。为了经济上节约开支，精神上互相慰藉，遂与易漱瑜同居结婚。两人住东京府下户塚町诹访八十二号月印精舍。

刘平、小谷一郎编写的《田汉留学日本大事记》（见《田汉在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41页）：

〔1921年〕1月中旬 得知易象遇害的消息，不胜悲痛。为经济上节约开

支和精神上互相慰藉，与易漱瑜同居，住东京府下户塚町字诹访82号月印精舍。

刘平撰著的《戏剧魂――田汉评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13页）：

1920年12月25日，易象先生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了。田汉和易漱瑜于第

二年（1921年）正月中旬得到这个消息，真是悲痛万分。

……

这“天外飞来”的横祸，使他们的情绪一下子堕入深渊。为了在感情上相互慰

藉，也为了经济上的节省，田汉和易漱瑜从这时起同居生活，田汉由本乡的中华学

舍，易漱瑜由岩川白山御殿町的中华寮搬到东京郊外户塚诹访森林边的月印精舍来。

这些记述中，何寅泰、李达三的著述谈到田汉、易漱瑜相约一起迁居月印精舍的原因和时间，而没有断定两人是否开始“同居”。张向华、刘平、小谷一郎的著述，则确定田、易两人自入住月印精舍即“同居结婚”或“同居生活”。

而作为当年与田汉、易漱瑜同在月印精舍的王新命，在《新闻圈里四十年》第五十五节《月印精舍七弟兄》中说，在他到月印精舍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与田汉“同居”的并不是易漱瑜，却是王新命！《狗史》里叙述“蔷薇精舍”中国留学生居住情况时，也清楚写着“学生一”和“学生三”同住面积最大的八席南间，“学生六”独住四席半向北的一小间，这一状况至迟维持到1921年的8月间。

田汉与易漱瑜是否在闻知易象遇害的消息后很快同居，还涉及到中国一个久远而郑重的民俗：服丧（也称“服阕”）。所谓“服丧”，即父母去世后，子女（包括过继子女）必须在一定时间里悼念逝者，不理发，不沐浴，不娱乐，更不说婚嫁了；服丧的时间，在古代为三年，在近代为一年，在时下民间仍有恪守“服丧”的，只是时间改为一个月或三个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是“服丧”习俗盛行的年代，易象是易漱瑜的父亲，田汉对他也尊如亲父。田汉、易漱瑜得知易象遇害离世，“悲痛万分”，他们的思想观念再“进步”、再“超前”，当时也不至到敢于或情愿违反“服丧”习俗，而当即“同居结婚”的地步吧。参考王新命的回忆，现在可以确定，田汉、易漱瑜在易象去世后相约迁居月印精舍，主要是为了相互照顾，相互帮助，“同居结婚”是以后发生的事。如果再考虑到田汉和易漱瑜的第一个孩子“海男”出生于1923年，借助一定的人类生理学知识，就可以推测田汉与易漱瑜的“同居结婚”，大致时在1922年1月，也就是易象辞世一年、田汉和易漱瑜“服丧”期满之后。

我对田汉著作和生平经历缺少研究，不清楚在《蔷薇之路》和《与郭沫若在诗歌上的关系》以外，田汉的其它著述中是否还有涉及王新命的文字。王新命自日本回国后，主要在国民党经营的新闻传媒机构工作，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迁居台湾，1961年逝世于台北。如果田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著述中很少提及王新命，原因可想而知。在我所拜读过的田汉研究资料和专著中，没看到提及《狗史》和《新闻圈里四十年》的，故而建议致力于田汉研究的学者，能对王新命的这两部著作给予必要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