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自古以来，人们常常将开国皇帝赋以神话色彩，视为真命天子，自觉地接受其统治，甘为臣下民；其实，他们所以能得天下，人为和机遇各参其半，并非有什么天命所归。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隋朝的创立者隋文帝杨坚，他之所以能创建隋朝，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广获好评的有为帝王，首先就碰到了这样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而且他很灵敏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北周王朝的两代帝王周武帝和周宣帝在两年内相继死去，继位的周静帝只有8岁，杨坚得以皇太后之父的外戚身份，入宫辅政，总揽军政大权，号称“假黄钺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在一帮文臣武将的策划下，矫诏夺权，轻取天下。所以，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感叹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安坐而登帝位。”好在隋文帝英武绝伦，简朴为民，在他的精心治理下，隋朝迅速强大繁荣起来。他不仅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还使隋朝成为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文化发展，甲兵精锐，威震殊俗的世界一流国家。后人遂将隋文帝的大治誉为“开皇之治”

隋朝从581建立，到618年灭亡，共38年。虽然短命，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朝代，堪比秦朝。隋与秦相比，有诸多相似之处。秦隋皆短命，但继之而起的却是长治久安的汉唐；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又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近600年的诸侯纷争局面，天下黎民获得休息，开大汉盛世。同样的，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近4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为大唐帝国的辉煌奠定了基础。因此而言，秦隋两朝是继往开来的朝代，也是具有深刻历史教训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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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龙颜

魏晋以来，讲究门第。杨坚之所以能轻取天下，与他的世族地位关系殊大。杨坚一族，从汉朝以来，都是名门望族。杨坚是西汉太尉杨震的十四代世孙。其父杨忠，是西魏12大将军之一。因在宇文泰执政以及其子宇文觉建立北周过程中，和独孤信一起，立下殊勋，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随国公（随字后来改成隋）。杨忠死后，杨坚袭父爵，周宣帝又聘娶他的长女为皇后。由此可见，杨坚不仅是关陇集团上层强有力的军事统帅，还是皇亲国戚，其受宠程度与政治地位可想而知了。

杨坚生于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和许多开国帝王的神话传说一样，他出生时也有瑞兆，即产房外有祥云环绕。

杨坚的母亲姓吕，在冯翊郡的般若寺内生下杨坚。因头上长角，浑身起满鱼鳞，吕氏大惊失色，把他扔在地上，准备抛弃。正巧尼姑智仙从河东来，见后说道：“你吓着我的儿子了，致使他不能早得天下。”智仙便把他抱到别的馆舍亲自抚养。

杨坚活下来了，一直长到13岁才还家。由于家世尊贵，他遂成为权贵家族的宠儿。但他在青少年时期并不见其聪颖过人之处，惟好音乐。学习成绩一塌糊涂，跟一般的纨绔子弟并无二致。受到嘲讽，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曾自嘲地说自己“不晓书语”。但靠贵族门第的庇荫，杨坚14岁即担任京兆尹曹，15岁因父望被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16岁迁为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周明帝时，任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周武帝时，任左小宫伯，进位大将军、随州刺史。当朝的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看到杨坚前程远大，就把刚满14岁的七女儿许配给了杨坚，这就是后来有名的独孤皇后。独孤信的大女儿当时是北周明帝的皇后，杨坚和周明帝也成了连襟。从此，杨坚便有了双重身份，左右逢源。

杨坚火箭式的飙升，逐渐引起一些朝臣和贵族的嫉恨。北周初年，宇文护专权，多次想除掉杨坚，都因大将侯伏、侯万寿兄弟求情而没有得逞。

周武帝宇文邕在世时，对杨坚也很不放心，不啻因为杨坚的门第与皇室比肩，主要是因为他“为人龙颜”，风骨不凡，俨然有帝王之相。北周太祖曾预言：“此儿风骨，不似世间人。”齐王宇文宪也对周武帝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同寻常，臣每次见到他，总感到浑身不自在，手足无措。此人恐不是久居人下者，请早除之。”

但周武帝考虑到杨坚的声望，犹豫不定，于是便向大夫来和问计。来和赏识杨坚作战勇猛，就对武帝说，杨坚是可靠的，攻城略地，无战不克，劝武帝不要自毁长城。但宇文邕还是放心不下，暗中又请星相家赵昭偷偷为杨坚看相。赵昭与杨坚私交很好，当着宇文邕之面佯装观察杨坚脸庞，然后轻描淡写地说：“皇上多虑了，杨坚的相貌稀松平常，无大富大贵可言，最多也只能做到大将军罢了。”

之后，内史王轨再次提醒：“杨坚貌有反相，还是及早除掉为妙。”但此时的武帝更相信星相家的话，便不悦地对王轨说：“天命所定，人如其何？”

杨坚恐惧不安，只得韬光养晦，收敛锋芒，为人极其低调，以避灾祸。后来借机把长女杨丽华嫁给皇太子宇文赟为妃，来消除皇室对自己的猜忌。

武帝宇文邕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575年，曾出兵灭亡北齐，统一了北部中国。但他死后，宇文赟即位，是为宣帝。宣帝是个昏君，荒淫无道。武帝尸骨未寒，他便把父皇宫人全部接收过来，供他发泄兽欲。忠直的大臣惨遭诛杀，奸佞小人却受到重用。虽然他为了享乐，第二年就禅位于7岁的皇太子宇文阐，是为静帝，自称“天元皇帝”，但他并没有放弃实际权力。北周王朝在他的统治下迅速走向黑暗。他对杨坚的疑心也就越来越重，总想找机会杀了他，杨坚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杨坚女儿杨皇后偶有小过，宣帝即逼令她自裁。独孤氏闻讯，急忙上殿请罪，叩头流血，苦苦哀求，才算救下女儿性命。事后他恶狠狠地对杨皇后直言道：“总有机会族灭你全家！”一次他召杨坚来，事先命内侍在皇宫埋伏杀手，再三叮嘱说：“只要杨坚有一点无礼声色，即杀之！”杨坚心中早有准备，朝问时神色自若，异常镇定，宣帝终无杀机可乘，杨坚才化险为夷。

但这样总不是个办法，时时处在危险的旋涡之中，杨坚如坐针毡。他权衡再三，最后，他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即出京为藩，到地方上暂避风头。于是托内史上大夫郑译给他谋一地方官，这正合宇文赟之意，当即任命他为扬州总管。但还没赴任，机会就来了。

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周宣帝因荒淫过度，突然病倒，来不及交待后事就一命呜呼了，年仅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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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诏辅政

宣帝死后，他的儿子周静帝宇文阐年方8岁。由于事出突然，没有留下遗诏，辅政的大权就成为朝臣们争夺的焦点。

郑译和刘昉是宣帝的亲信，很识时务。他们秘不发丧，仔细分析比较了朝廷和地方实力后，认为，宇文宗室诸王即使在各自的封国，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而地方掌握实权的势力派，如安阳太守尉迟迥虽是皇亲国戚，声望素著，但才智平庸，子弟也多轻浮，且贪财好利，对部下不事拉拢，肯定成不了大事。驻守郧州的司马消难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轻薄少智谋，也不足与事。益州总管王谦是个蠢才，没有什么心计，也成不了气候。

如此一分析，也就属杨坚了。为了自己的前程，他们下定决心投靠杨坚。于是郑、刘两人一同草拟了一个假诏，声称是宣帝遗嘱，要杨坚辅政。

然后，刘昉拿着假诏去找杨坚。杨坚还有顾虑，不敢冒然应承，刘昉激将他说：“你要愿意，就赶快答应。你若不愿意，我就自己去做。”杨坚遂答应下来。但是，当刘昉拿着假诏要颜之仪签字时，颜之仪说诏书有诈，断然拒绝。坚持要由北周宗室年德最长的赵王辅佐静帝，反对神器假人。于是，刘昉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越俎代庖，替他签了。

杨坚还想占卜一下未来，夜召庚季才问天时人事。庚季才摸透了他的心思，说：“我纵使讲不行，你能够再行箕、颖之事吗？”借尧让天下给许由，许由听后逃进箕山，还在颖水洗耳为喻。杨坚默然良久，才对庚季才说：“你讲得很好。”独孤夫人这时也劝丈夫：“事情到了这一步，你已经骑虎难下，只有干下去了！”杨坚这才横下一条心来，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取代北周。

杨坚被任命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总揽军政大权，号称“假黄钺左大丞相”。掌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后，他们才公布了宣帝的死讯。此时，离宣帝死已经3天了。

杨坚做了辅政大臣后，已基本上控制了朝政。虽然杨坚成为北周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但要代周自立，还需花一番功夫。拒绝签署伪诏的颜子仪一直不妥协地反对杨坚，当他听说杨坚又要索取符玺时，就去责问他：“那是天子之物，丞相索要，是何用心？”杨坚将他逐出朝廷，放逐为外官。有鉴于此，他决定建立自己的统治核心，经过一番努力，又利用丞相之职，拉拢了真正具备政治才能的高颎、李德林等人作为自己的亲信；利用掌握军权的司武上士卢贲，用武装力量压服朝廷文官，任命郑译为相府长史，刘昉为相府司马。而手握重兵的并州总管李穆，也命儿子李浑将一只熨斗赠给杨坚，捎话说：“愿执威柄以熨天下”，还送去一副十三环金带，是天子才能用的服饰，表达劝进之意。这些人都成为支持杨坚禅周的中坚力量。有了这批以死奉公的党羽后，杨坚便开始行动了。首先向反对他或威胁他地位的宗室诸王和地方势力展开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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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异己

杨坚虽然有以假诏为辅政的依据，但要夺取皇权，还面临着三股势力的障碍：北周宗室，地方反对派和在北边虎视眈眈的突厥。杨坚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在宫廷与北周宗室斗，再用武力讨平北周旧臣的三方起兵，最后用和亲与厚赂手段安抚突厥。

在朝廷，宇文皇族，尤其是周宣帝的弟弟宇文赞，仍以皇叔身份居上柱国、右大丞相职，与杨坚平起平坐。杨坚通过亲信刘昉，天花乱坠一顿猛侃，竟做通了他的工作，让他致仕回家，不再过问朝政，条件是让他以后做皇帝。宇文赞年轻少识，再加上私欲太重，竟至信以为真，于是杨坚排除了皇室中潜在的干扰。而对于那些不驯服的几个藩王，杨坚则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不得不以铁血手段，大开杀戒，灭其九族。

北周宗室中最有地位人望的是以赵王为首的五位亲王：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迪，都是宇文泰的儿子，身居王位，握有重兵。杨坚知道，他们是不会坐视自己代周而立的。

因此，就在宣帝死讯还未公布时，杨坚怕他们在外不受节制，便以嫁千金公主往突厥为名，召他们入京。一个月后，五王到了长安，被轻易地收缴了兵符。这时，他们才知道中计了。

祖宗的江山，要假手他人，谁能甘心失败？他们便蠢蠢欲动，决定铤而走险，密谋刺杀杨坚。具体步骤是：由赵王宇文招出面，宴请杨坚，周围埋伏刀斧手；把杨坚的随从挡在门外，只让他一人入内；席间，宇文招的儿子送瓜上来，趁势刺杀杨坚。

杨坚对于五王估计不足，觉得已经收缴了他们的兵符，解除了他们的兵权，量他们也没什么作为了。见宇文招有请，遂带着杨弘、元胄等几个随员前往。到了赵王府邸，随从都被挡在门外，杨弘、元胄硬是闯了进去。元胄进去一看气氛不对，便对杨坚道：“相府有事，丞相不宜久留!”拉起杨坚要走。

“我与丞相说话，你这是干什么!”宇文招呵斥元胄，令他退下。元胄两眼圆睁，气呼呼地不吭声，不但不退，反而提刀上前保护杨坚。宇文招问过元胄姓名，道：“你过去不是在齐王手下做事吗?真是一个壮士!”赐给他一杯酒，以缓和气氛，元胄立而饮之；又赐他一只半生不熟的猪腿，元胄放在青石墩上切而啖之。宇文招见元胄如汉之樊哙一样威猛，就说：“我哪有什么恶意，你怎么这样多心?”说完，佯作呕吐，欲离座避走，被元胄强行拉回。宇文招再三假装要吐，几次想离开，都被元胄强止。宇文招谎称口渴，命元胄去厨房取水，想支走元胄，元胄不予理睬。宇文招完全被元胄胁持，手下的人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时，滕王来到，乘杨坚出门迎接之机，元胄向他耳语道：“此乃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杨坚陷于危险的境地，但杨坚坚信他们没有兵马，风险不大。就又回到席上坐下。

重新落座后，元胄听到后堂有披挂盔甲的声音，急了，上前拉住杨坚，说：“相府的事那么多，丞相得去处理。”不由分说，拉起杨坚夺门而走。宇文招急步追出，被元胄堵在门内，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杨坚远去。事后，赵王懊悔没有及早下手，气得用手敲案，指头都弹出血来。

杨坚回到相府，即以谋反的罪名，立诛杀赵王宇文招父子、越王宇文盛父子。重重赏赐了元胄。不久，又以同样的罪名，诛杀了陈王、代王和滕王。至此，北周宗室的核心力量被彻底击垮了，杨坚的皇帝之路平坦了许多。

杨坚从一开始，篡周的意图就非常明显，虽然解除了来自中央的威胁，但地方势力派对他并不依附，极力反对他专权自任，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的将领纷纷起兵。当时，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北周文帝宇文恭外甥)，联合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成都市）总管王谦，传檄天下，讨伐杨坚。声势浩大，接连策反了山东、河南的许多地方官。

杨坚遂命大将韦孝宽带领所能控制的全部军队，出击尉迟迥。梁睿出击王谦，王谊出击司马消难。

但韦孝宽率军进至河阳(今河南孟县)便停了下来，不敢再前。军队中的将校梁士彦、宇文忻、崔宏度等，也都收受了尉迟迥的贿赂。形势十分危急，杨坚赶忙指派大臣崔仲方去做监军，但他以老父在尉迟迥的占领地为由拒绝。在此关键时刻，高颎自告奋勇，甘负重任。高颎到达前线后，调整战术，督军进攻。杨坚毕竟有政治优势，他对地方将领的拉拢，开出的价码当然比尉迟迥要优厚多了，经过分化瓦解和军事斗争的两手策略，只用了半年时间，便平定了三地的军事力量，杨坚彻底控制了北周政局。大为亢奋，看来，做皇帝仅仅剩下一个形式问题了。

但北方的突厥，自从南北朝晚期开始，就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时骚扰内地。突厥原来是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后来向东迁移，活动在蒙古草原一带。乘北齐与北周争战不休之机，不断向南扩展和袭扰。

为了解除北方边患，杨坚在建立隋朝前后，采取长孙晟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恩威并施，高举胡萝卜和大棒，前期主要采取和突厥和亲的策略，尽量结好于突厥。为了更好地防御突厥势力的侵扰，杨坚曾经三次修长城，以巩固北边的防御线。建立隋朝之后，则改变策略，主要以军事进攻为主。停止向突厥输送金帛，突厥便加紧南下侵扰，帝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杨坚便派大军攻打突厥，同时也采用离间分化策略，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和西突厥，使突厥耗于内战。公元599年（开皇十八年），东突厥突利可汗奔隋，称臣降附，直到接受了隋朝的领导。公元602年（仁寿二年），隋军大破西突厥，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西突厥因无力和隋抗衡，则逐渐向西发展，隋朝北方边患得以彻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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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于隋

杨坚为了赢得民心，在辅政之初，就立即宣布废除周宣帝时的苛政，停止洛阳宫的营建，深得人心。北齐和北周时期上层贵族都极端排斥汉人，热衷于鲜卑化与胡化。为了削弱宇文氏的影响，力行汉化，杨坚下令废除宇文氏对汉人的所有赐姓，令其各复本姓，停止了自公元500年以来历时80 年的军界鲜卑化和公元535年以来历时46年的政界鲜卑化趋势，这一措施得到汉人的普遍拥护。

在平定武装反抗的过程中，杨坚就为自己做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杨坚以静帝的名义下诏，任命自己为大丞相，废除左、右大丞相，免得有人利用二相并立的条件，与自己分庭抗礼。2个月后，静帝又颁诏，盛赞杨坚功德，进位相国。杨坚由随国公改称随王，以20州为随国，位在诸王之上。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封独孤氏为王后，杨勇为世子，出任洛阳总管，监督东部地方势力。杨坚假意谦让了一番，最后，除了减去10郡封地外，其他全部接受。

这样，杨坚在京师及全国的统治已基本稳固。

杨坚的人臣之位已是无以复加了。

公元581年2月，杨坚在庚季才、卢贲等劝进下，导演了一出“禅让”喜剧。他让人替周静帝写好退位禅让诏书，内容极力称赞杨坚功德，希望杨坚按照舜代尧、曹丕代汉献帝的典故，接受皇帝称号，代周自立。诏书由朝廷大臣捧着送到他的王府。杨坚假意推辞，朝廷百官再三恳求，杨坚始终没有答应接受大家的意思。于是周静帝又颁诏：杨坚的王冕为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坐金银车，驾六马，享用八佾乐舞。杨坚前后辞让达三次，才无可奈何地表示接受。

于是选择一个黄道吉日，周静帝举行了禅让的程式，北面称臣，奉诏书和玺绶于杨坚，正式下诏退位，逊居别官。禅位仪式结束，杨坚穿戴上皇帝的龙袍，在百官簇拥下，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心仪已久的皇帝宝座。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帝，《读通鉴论》记载：“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自隋文帝开始穿黄袍以后，从此中国后代皇帝都穿黄色的衣服了。黄袍成为皇帝和皇权的象征了。

因为杨坚是继承父亲随国公的爵位，后来又进封为随王，因此把新王朝定名为“随”，但又觉得这个字的偏旁和“走”字同义，觉得不太吉利，于是就把这个偏旁去掉，改成了“隋”。改元“开皇”，定都长安。

杨坚为隋文帝，新的大隋王朝就在这种彬彬有礼的礼炮声中开国了。

杨坚即位当天，大赦天下。长安城内万民欢呼雀跃，新贵名流欣喜若狂。长安东西两市一百一十坊，四面立邸，夜不闭户，彩光缤纷，载笑载乐，共庆隋皇朝之新兴。

周静帝逊位那年，9岁，被封为介国公，食邑5000户，享用原来的车马、旌旗、服饰、乐舞，不向新帝称臣，只是新朝的客人。但他毕竟是北周皇室的象征，他的存在，对隋王朝无疑是一种威胁。三个月后，隋文帝就将他暗害，又为之举哀，总算彻底抹去了北周王朝遗留下的最后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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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女神

此刻，举国上下几乎是无声无息地接受了杨坚篡位的既成事实，人们只在三位女性同胞那里听到几声并非微弱的反响。

一位是才嫁到突厥去的赵王女儿千金公主，她为宗祀的覆灭，日夜向突厥可汗沙钵略哭诉，请为周室复仇。突厥因而发兵40万南下，着实给隋文帝找了麻烦。

另一位是新皇帝杨坚的亲生女儿杨丽华，他作为北周的皇太后，起先为其父辅政感到高兴，后来知道父亲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颜色”。最后父亲受禅灭周的做法使她非常愤概。一个嫁去了的姑娘，哪怕夫君再坏，也不愿意改由父亲当朝，感情立场完全倒向夫家。隋文帝称帝后，愧疚之余，封杨丽华为乐平公主，并想逼其改嫁，杨丽华誓死不从，要为北周宇文氏守节。后来，杨皇后于炀帝年代在随帝巡游途中生病，病死张掖，时年49岁。

再一位也是将门虎女，其父为北周上柱国窦毅，其母为北周襄阳公主宇文氏。这位窦氏姑娘听到隋主受禅的消息后，倒地痛哭，深深叹息：“恨我不为男子，救舅氏之患！”吓得她爹妈赶快捂住她的嘴说：“别乱讲，要招惹灭族之祸的！”这位血性的女子，后来自己选中武艺高强的李渊为夫婿，就是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她亡隋的矢志，经由夫君和儿子之手，变成为事实。当时谁也不会想到，窦姑娘的那一句话，竟蕴涵着并有意无意地传递出下一次王朝更迭的第一消息。隋文帝好不得意地在临光殿登上皇帝宝座时，一个尚不为人所知的女子，已经代替历史下了要他的新王朝覆灭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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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定新律

隋朝建立后，为巩固统一，杨坚厘定了一套新的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立并发展了诸多意义深远的制度，开创了一代新局面。特别是他对政治体制包括法制的改革，对于唐朝的体制有着直接的影响，实际上，唐朝的体制基本上就是隋制的复制。

北周的官僚体制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但实际很乱。杨坚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六部、二台、九寺、十二府。掌握政权的是五省，三师是荣誉称号，没有实权，授给有功劳的文武官。三公虽然也有僚属，也参与国家政务，但仅仅是顾问性的机构，没有实权，也不常设置。

执掌国家政务实权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以上二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三省的设置，能互相牵制，避免了丞相一人专权的局面，把权力集于皇帝，加强了中央集权制。门下省和内史省都是辅助皇帝的决策机构，内史省是起草诏书的机构，门下省则负责封驳，即审查机构。最后执行诏书的机构是尚书省，同时负责日常的政务。尚书省设置尚书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尚书省下设六部，是具体的办事机构：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度支，后来改成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都官，后来改成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六部的长官为尚书。

除了五省六部，还有御史台、都水台，十一寺(太常、大理、国子、光禄、卫尉、宗正、太仆、鸿胪、司农、太府、将作)和十二府等机构，负责朝廷日常行政事务。地方行政机构方面，则由过去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废郡。同时，将一些郡县合并。简化了地方行政组织，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改变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不仅节省国家开支，还提高了行政效率，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新阶段。

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自隋定制，一直沿袭到清朝。

这些后来基本上成为日本大化改新时参考的内容，如日本的八省制即是把五省和其他的机构融合而成的。日本是保持隋唐遗风最多的国家。

自从秦朝制定了残酷而又苛刻的刑律之后，汉承秦律，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一脉相承。杨坚亲自参与、制订、颁布了《开皇律》12篇，500 条。删除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一些残酷的刑罚，其中规定，民众有冤屈可以逐级上诉，直至诉至朝廷。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草菅人命，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这是以前各代所没有的。《开皇律》将原来的枭首（即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车裂（即五马分尸）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又废除孥戮、连坐之法。孥戮之法，原见于《汤誓》，连坐创自商鞅，这是两种十分野蛮残酷的刑法，至隋终于全被废除。隋律定刑名仅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杨坚的新律，在抑制豪强势力，缓和阶级矛盾，稳定隋朝政权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文帝对法律的改革，使法律减轻了残酷和野蛮性，在中国法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流传至今最完整的《唐律疏议》，其实就是从杨坚的隋律中继承过来的。只不过将顺序颠倒过来，从轻到重，内容基本上继承，没有改变。杨坚对于我国古代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隋朝基本上继承了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成年男子即丁男可以分到露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成年的女子分露田四十亩。露田死后归还政府，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奴婢和一般人的占田数相等。此外，官员从一品到九品，可以分到一到五顷数量不等的职分田，以此作为俸禄，等以后不做官了上交国家。各地的行政机关也有一些土地，收入作为办公的费用支出，叫做公廨田。隋代大业七年前出现的仓库充实、府库山积之繁荣景象，就是均田令推行的成果。

在赋役上，分租、调、力役。在隋朝，对年龄有明确的规定：三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都叫做黄，四岁到十岁的叫做小，十一到十七叫中，十八到六十叫丁，六十以上叫老。国家的赋役对象是丁，一夫一妇每年纳粟三石，叫作“租”；种桑养蚕地区每年交绢绝一匹，相当于四丈，以及绵三两；种麻织布地区每年交布一端，相当于五丈，麻三斤，叫作“调”。成年男子每年服役一个月，叫作“力役”。开皇三年(583)，成年的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服役时间从一个月减为20天，调绢从一匹减为二丈。到开皇十年，规定成年男子的力役，从50岁以后可以交纳布帛代替，称为“庸”。租调力役的推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发展。租庸调制在唐朝也基本上沿袭。

在户籍管理上，推行“大索貌阅”、“输籍定样”。

“大索貌阅”，即根据户籍上登记的年龄和本人的体貌相核对，检验是否谎报年龄，或者报了虚假年龄。“输籍定样”是根据各户资产划分户等，根据户等制定税额，写成定簿。每年五月，县令派人核查，重新制定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这一措施，既增加了收入，也打击了世家大族。同时，从豪强手里将原来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也有利于增加国家的劳动力，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政府掌握的人口多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也就增加了。

与此同时，杨坚还开了“科举取士”的先河。通过科举考试，按成绩来选取任用人才。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魏晋南北朝的各个政权都以门第为标准进行选官，只有高门大族才能做官。杨坚创立的科举取士制度，是开天劈地的壮举。开贫民士子入世为官之先河。这种重才学而不重门第的选拔官员的标准，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从而扩大了地主阶级政权的基础。隋朝的科举包括秀才、明经、进士等十科，各科考试的内容不同，选拔官吏的类型也不同。如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开科取试，开创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对后代影响很大。

与秦始皇一样，隋文帝重新统一了度量衡和货币。

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隋书·食货志》称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又说：“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

度量衡的统一对全国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说：“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唐承隋制，基本以此为准，唐以后虽稍有变动，但基本仍保持隋制。

隋文帝对社会各个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对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整个有隋一朝，社会都很富足，编户大增，仓储的丰实为历史所罕见。全国安宁，南北民众得以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繁荣景象。故历史上把隋文帝之世称之为“开皇之治”。这才有了后来隋炀帝向西域商人炫耀国家的实力的资本，也才有了他挥霍糜烂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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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全国

解决了北部、东部的威胁、又对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之后，隋朝国力大增，实力远远超过了南方的陈朝。于是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杨坚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行动。开皇七年（587）杨坚下令进军江陵，灭掉了后梁，扫除了进军江南的障碍。之后，就积极准备消灭与隋朝对峙的南方的陈朝。

在北方动乱的时候，南朝的陈朝获得了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江南本就富庶，难得有这样一个安定的局面，经济很快恢复。但是陈朝第五个皇帝陈后主陈叔宝却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之主，一天到晚游宴玩乐，纵情酒色，制作艳词。史书上说他：“荒于酒色，不恤政事。日与妃嫔狎客游宴，赋诗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词曲，被以新声。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是一个十足的酒色之徒。陈后主沉醉于歌舞升平之中，《玉树后庭花》的曲声笼罩着整个陈朝，到处是靡靡之音。太过 俨的脂粉气，已经把金陵王气给掩盖住了，整个国家都陷入靡靡之音的情色之中。

陈后主既无远虑，当然也无近忧。大臣袁彦出使隋朝，偷画了隋文帝的像带回来。陈叔宝一见杨坚英武的肖像，虽然被吓了一跳，但还嘴硬：“吾不欲见此人！”照旧穷奢极欲，过一天，是两晌，把江山社稷、黎民百姓不当回事，把享乐永远放在第一位。国家虽危若累卵，仍醉卧花丛，总是喝得醉醺醺的，犹如一个赌徒，将血本全押在长江天堑和一帮佞臣身上，不思励精图治，陈朝亡于他手，这就不仅仅是宿命了。

他甚至在一年之内，连续数次下诏，广选天下美女，择其貌美者封为贵嫔。每次饮宴，便命诸嫔妃与女学士、“狎客”等共赋新诗，互相赠答。《资治通鉴》如此描述这位南唐后主：“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试想，一个整日沉湎于花天酒地之中，怎能期望他成为立世之君！美酒伴美人，是封建帝王的基本嗜好，但陈叔宝自诩风月班头，自然更胜一筹。

陈朝危机四伏，犹如与虎做伴的羔羊，江山虽然多娇，命运却不由自己主宰，早晚是人家的砧上之物。

在隋朝还没有完全扫平北部边境时，隋文帝听从谋士的计策，每逢江南将要收割庄稼的季节，就在两国边界上集结人马，虚张声势，使得南陈的百姓常错过季节，无法收割或播种。而士兵却疲于奔命。这样一连几年，陈朝的粮食歉收，士气低落。隋兵还经常派出小股人马，袭扰陈军，放火烧毁粮仓，使陈朝遭到很大损失。

隋文帝既已统一了北方，南下灭陈就成了当务之急。开皇八年（公元588年）4月，隋文帝正式下诏伐陈，“送玺书暴帝（陈后主）二十恶，乃散写诏书三十万纸，遍谕江左”。隋文帝杨坚派51万大军，兵分八路，由晋王杨广节度，统领高 、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良士猛将。在东起大海，西迄四川的数千里战线上，同时发起强攻。以席卷之势，直逼陈朝。长江防线纷纷告急，亡国之祸轰然降临。由于晋朝郭璞有过预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隋军文武，皆怀必克之信心。

后主起初听报，尚不为信，他说：“金陵龙盘虎踞，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两至，无不摧没。隋军亦能何为？来者必自败！”根本不把隋兵进攻当作一回事。当贺若弼攻京口时，边人告急，叔宝正在饮酒，认为搅了酒兴，不予理睬。照样“奏伎、纵酒、赋诗不辍”。直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又熟睡到天黑，丝毫没有亡国的担忧与恐惧。一切战事、敌情皆抛诸脑后。

如此君王，不亡何待！

后听报隋军已渡过长江，直逼京城建康，这才惊慌失措，忙召集群臣商议退兵之计。老将萧摩诃主动请缨：“臣愿领三军前往御敌！”后主遂命大将萧摩诃、任忠率军出城迎战。

萧摩诃率大军离开建康，后主就宣其妻及子入宫，加赏封号，馈赠金银。当萧摩诃妻及子受诏来到宫中，后主看萧妻年轻美貌，遂起邪念，留宿宫中，强迫侍寝，数日不归。真是荒唐君主的荒唐游戏。身在火线的萧将军正要进攻，闻知此事，当即晕倒在地，将士见主帅昏倒，顿时慌作一团，战意遂失，结果陈军不战自溃。

隋军杀进皇宫，宫内乱作一团。文武百官各奔东西。他慌忙带着最宠爱的张贵妃、孔贵妃，跑到景阳殿后井下躲藏。隋兵见井边有绳，伏下身去喊叫，不见答应，便说往下填石头，才听见喊声，即用绳拉人，但觉得很沉，不免有些惊异，待拔出井外，才发现一根绳子系了陈、张、孔三人，众人不禁失笑。

陈叔宝成了阶下囚，陈各地官军，也纷纷投降。

高 攻克陈朝宫殿，见告急文书还躺在床下，尚未启封！真是遇蠢可笑到了极点，陈亡岂止是天意！

公元589年正月，陈朝的灭亡，标志着长达近400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结束，也是中国自公元316年西晋灭亡起，经过273年的分裂局面，重新获得的全国意义上的统一，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空前融合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荣，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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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代周建隋，总觉得自己得到国家太容易，担心人心不服，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因此，他轻徭薄赋，勤于政事。每日晨起听朝，有时太阳偏西尚不知倦。为了隋王朝的长治久安，他得出三条主要的经验，第一条是节俭。第二条是爱民，第二条是大杀贪官污吏。

隋文帝的节俭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是出了名的。从辅政开始，隋文帝便提倡节俭生活，积久成为习惯。因而对民众的剥削大为减轻，《隋书》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正因为他太过节俭，看不惯奢侈的行为，也间接的导致了太子杨勇的被废，埋下隋朝灭亡的种子。

隋文帝的爱民，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公元594年，关中饥荒，他派人去了解百姓所食何物，当得知他们吃的竟是豆粉拌糠时，泪流满面，责备自己无能，命令撤去自己日常的膳食，不饮酒，不吃肉。一次他率领饥民到较为富庶的洛阳就食，命令侍卫不准驱赶、威吓百姓。遇见扶老携幼的人群，他下马搀扶，善言抚慰。路难走的地方，他还命令左右帮助担挑的灾民通过。公元600年，齐州有个小官，名叫王伽，押送李参等70余个犯人去京城，走到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了国法，受罚是罪有应得，看看护送你们的民夫，一路上多么辛苦，你们于心能安吗？”李参等人谢罪，王伽就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犯人，约定日期到京城主动会齐，说道：“如果你们失约，我只有代你们去受死了。”到了限期，七十余人竟一人不少，文帝听了很赞赏，召李参等携带妻子入宫赐宴，并宣布赦免了他们，并且下了一道诏书，说只要官吏有慈爱之心，至诚待民，百姓并非难教，要官吏向王伽学习。

而杨坚的严惩和残酷，也是出了名的。他常采取“官严民宽”的政策，对各级官吏往往小罪重罚，可以不依法律，甚至在朝堂上任意诛杀。而对民众犯罪，用心却是平恕。杨坚认为，官吏本负有治国安民之责，拿着国家俸禄，知礼知法，如渎职犯罪，必须严惩。平民一年四季，耕作劳苦，自食血汗，知礼知法者不多，犯罪可以从宽。这也导致了他晚年用法过滥。虽创造了一个盛世，但潜在的社会危机已露出端倪。

总之，隋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几百年来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开始将南北经济文化融为一体，优势互补，从而为唐朝的经济文化繁荣以及宋明时期中国文化的再生创造了条件。杨坚继承了汉代以后的儒法兼用的统治手法，又掺进了不少佛家、道家的因素，这就使得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兼有包容性质，而较少专宗一派。因此，才开创出隋朝20多年的治世，杨坚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功名赫赫的贤明的开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