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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决定国家:中国改革的根本思路
徐兴华
一
是国家决定社会,还是社会决定国家。这不仅是一个历史观问题,而且关系到运用什么历史观来指导现实社会的经济、政治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思路。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国家决定社会的历史观长期支配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任何统治阶级及其理论代言人,都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出发,否定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也即否定阶级统治的暂时性和人民广泛参与政治的权利。
统治阶级与他们所持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相对应,即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不是物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是人的精神力量。因而国家就被作为人类理性的产物。他们认为国家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的主观精神活动为中介的,是理性的国家决定社会。基于唯心主义世界观,误把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参与管理社会的一切活动,看作是国家独立于社会的表现,形成了一切从国家出发,国家决定一切的思想观念。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最初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的歪曲,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而展开的。黑格尔在国家和社会分离或二元化的近代历史条件下,从哲学高度上总结了国家和社会的不同性质。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绝对精神发展的特殊领域;政治国家是绝对精神发展的普遍领域。从而认定政治国家在理念发展的逻辑阶段上高于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矛盾的认识,由主要是“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象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这种“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就是国家和社会的现实关系:国家不是社会的主宰物,而是社会的产物。
“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绝不是国家决定社会,而是社会决定国家。
从上述社会决定国家这一重要理论发现出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从主体和客体这两个基本方面,深入分析了社会和国家的内部结构。他们从客体方面认为,市民社会就是受制于生产力发展而又独立于个人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是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
而什么是国家呢?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可见国家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性。在国家领域中,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政治斗争,阶级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关系。管理社会的手段主要表现为政治强制。
总之,从客体方面来看,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关系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决定国家”意味着国家来自于社会,经济关系及结构决定着政治关系及结构。
再从主体方面来看,社会是人们共同生活的组织形式,是“人们的结合、个人赖以存在的共同体“。社会是人们在一定的生产活动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从人的主体活动上把握了社会的这一性质,还进而主张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把握社会主体内部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立场及其客观基础。显然这种阶级分析方法,并不否认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体中所占居的决定性位置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
相反,正是从社会主体方面,依据人民群众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历史创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了社会决定国家的另一层含义:人们有权决定国家的一切事务,有权参与和制约国家权力的运作过程,有权选举、监督和罢免国家(政府)官员。
一句话,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国家官员是社会的公仆。由上述主观方面看来,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关系就是“经济人”与“政治人”,阶级与政党,人民与统治者(或领导阶级)的关系。很显然,社会决定国家意味着阶级决定政党,人民决定统治者(或领导阶级)。
二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通过对国家和社会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入分析,大大地深化了他们早期提出的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从而进一步演化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两大基本原理: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是“人民史观”。依据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认识到在资产阶级统治或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经济基础中,包含着促使它灭亡的因素——私有制。
因为私有制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政治民主所要求的政治平等的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资产阶级统治的非长期性。资产阶级统治就是间接地依靠财产上的巨大差别来削弱大多数穷人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并使少数人得以运用金钱操纵政治。这说明资产阶级统治根本违背了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它既不能全面地适应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不能全面地适应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更不能全面地满足整个社会参与政治的要求,因而无法逃脱其必然灭亡的命运。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社会对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制——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依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政治改革,逐步提高了劳动群众对生产资料、产品处置权(或劳动所得分配权)、对企业领导人和其他领导人的监督或约束程度,从而确立了巩固和发展了旨在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权。
也就是说,在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同时,我们尽可能地创造条件,现实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要求。我国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对国家与农民关系、农村政治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的一次历史性大调整。它赋予了农民以土地集体所有权之下的私人使用权和其他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生产经营自主权、产品处置权(“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等经济权利和政治上的(村民)自治权及其他宪法权利,大大地解放了以农民为主体和中心的农村生产力。
可以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进程;也创造了我国农村政社分开的政权新形式。正是这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政权形式和方法,对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生着重大的历史性影响。正是通过改革,我国人民愈来愈多地享有对生产资料、劳动成果,对企业领导人和其他领导人的更为广泛的控制权、监督权;享有劳动的权利(择业自由权利)、迁徙权和个人其他重要的社会权利(男女平等权、民族平等权)等。
在我国社会中所实现的这些公民权利,不是国家赠予的礼物,也不是某人的恩赐,而是社会主义不可分离的特性和它在中国大地生长的果实。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很发达,但是,从一开始就进行的以“放权让利、精兵简政”为中心内容的二十年改革进程来看,很明显地贯穿了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念。特别是我们创办了“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海南特区和其他带有经济自由贸易性质的经济特区,更是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进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决定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主要、最重要生产资料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是自己劳动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唯一主人。随着现实社会中劳动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必须地要求经济民主和全国统一市场。于是,市场经济和各种社会联系日趋发达,社会自行调控功能日趋健全。社会决定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起领导作用和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是整个社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是广大人民群众历史性的首创精神日益变成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现实社会中的统治和附属关系从此将走向消亡。
社会决定国家的政治基础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治权力愈来愈没有强制性,广大人民群众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权实际地参与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文化基础或精神基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科技教育文明和道德文明等。它们对社会决定国家的现实历史进程产生着巨大影响。正是这些文明成果强化着社会成员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所有这些社会决定国家的社会主义基础,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中,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展。所以社会决定国家是一个客观历史过程。
三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作为全体中国公民的历史性抉择和共同的创新的事业,理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意味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公有制为主体,巩固和扩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确保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实社会改革和发展进程中,保持社会制约、决定国家的历史性态势,那就意味着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社会决定国家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思路,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首先是经济领域。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使政府不再作为国有企业资产的完全所有者和经营者,而只是资金所有者。政府作为所有者,其所有权的实现形式是政府作为国家代表征收企业的所得税。国家不过问企业怎样经营和资金以什么形态存在。国有资金也可转化为股票,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和所有权、经营权的分离,从而确立企业的法人地位。这就要求国家集中解决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而把实际的经济工作重心转移到地方和企业。
因而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把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吸引到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企业(或所在单位)和整个国家管理过程中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制定、通过、实现经济工作方针和日常经济决策中的作用。从政治上来看,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的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进程态势。社会主义高度民主既有直接民主的形式,又有代表制民主形式。
直接民主反映在公民直接参加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企业或所在单位的管理;直接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如讨论政府的文件草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和重要的法律草案)、选举国家基层政权机关和其他群众性政治组织的代表上。在代表制民主方面,代表们要真正能够在各级人民政权中全权代表并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决定国家的首要环节。
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代表制民主形式。它保证社会的集中管理;保证发展城乡基层自治、民族自治、企业自治和国家管理的法治化、民主化;保障全体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就其实质而言,它拥有动员、组织全体人民积极参加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管理的政治优势。总之,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的国家应把大部分权力、职能、权限交给市民社会及基层、企业、各种机构等单位和社会团体。而社会则应承担原先由国家担负的许多事务,不能让国家在极其复杂的任务和官僚主义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
无疑,在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党的正确领导和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是根本的保证。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靠的是巨大的政治威信和对人民的思想影响力即思想政治领导。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同发号施令的方法,同包办代替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事务毫无共同之处。党需要顾及到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职能特点,指导这些机关、组织为解决社会主义改革、建设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共同努力。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主义改革、建设和发展中所要解决的任务的内容、范围,日益扩大和复杂化。这决定了党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组织结构,完善党内生活准则,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本领。我们党应当力求充分代表和实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说服人民群众坚信经科学论证过的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实现改革和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社会决定国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原则和思路。只有运用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来指导改革,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革除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权力高度集中,社会生活过分国有化的旧体制、旧框框。只有切实保持社会主义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进程及其态势,才能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为此,我们必须把集中管理的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的社会团体组织有机地联结起来;把政权机构同社会管理机构的结构职能耦合、匹配起来;把主管机关与地方机关、某些国家机关与社会组织的利益结合起来。任何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忽视社会舆论和压制批评的细小表现,都不利于探寻能够反映社会、地方、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最佳决策和权力结构。要找准能够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最佳决策和权力结构,必须允许一定的见解和舆论的斗争和各种意志、愿望的冲突,比较各种观点、看法。这是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运用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来指导改革的一条重要原则。所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来指导改革,解除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它所必需的尽可能大的空间,从而解放生产力,是一条带有战略性、历史性的社会主义改革根本思路。
作者电子信箱:xxhua9@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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