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难在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

到底哪些方面需要解放思想？我想从三个方面展开，一个是经济方面，一个是政治方面，一个是公共领域方面。

经济方面的思想解放，现在关键不是产品的市场化，而是要素的市场化。不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还不是最重要的。市场化改革固然不彻底，但我不认为市场化趋势会倒退，因为倒退回去，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体利益伤害太大，大多数人不会同意，所以我不担心。

思想解放的难点在哪里？我觉得第一难在政治领域。什么是政治？如果政治就是为人民造福，那么能不能把政治看成是公共品市场？进而，公共品市场需不需要竞争？我认为，民主政治固然离不开公众参与，但政治家的专业化和政治家之间的竞争，通过这种竞争提升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恐怕同样重要。

第二难在公共领域。这几年财政收入增加之后，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一方面是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但另一方面，结构性的或者是局部的公共品供给，出现了过度化。我的家乡，连村里的清洁工都是县财政发工资，而这在中国古代完全属于社区的自治事务。而且村里都搞小广场，非常漂亮。我觉得这些公共品的供给就过度了。财政收入增加以后，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公共部门在扩大，公共品供给方面的浪费很多。讲民主政治，恐怕要摆正国家跟社会的关系，清晰地划分公共跟私人的边界，而不是公共部门越大越好，公共品越多越好。

思想解放的着眼点——改革“改革者”

周为民（《学习时报》总编辑）

思想解放的根本任务，我以为，就是要从国家垄断一切、管制一切、控制一切的旧传统中解放出来。

中国时下的改革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兴利，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实现百废俱兴。但是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在第二阶段的除弊，就是要除照搬苏联模式以及植根于我们几千年传统的这样一种管制的、垄断的、集中控制的方式的弊。“兴利易除弊难”，当改革进入这个阶段后，一切的困难都产生了。

一个问题是改革自身的不足。渐进改革的本意是分散风险、降低成本，但由于旧势力、旧的意识形态，改革往往是采取了妥协和迂回的方式，这些妥协和迂回使得体制转型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失衡和变形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由于中国人非常缺乏市场经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往往把市场逻辑简单化。结果是，市场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架构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对市场经济最具实质意义的要素市场，发育不仅滞后了，而且发生了严重的变形，旧体制下那样一种行政权力的控制方式依然掌控着市场。改革过程中的腐败、寻租、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都是由此而来的，导致民众利益受损。

在转轨时期所形成的并且越来越凝固化的特殊利益集团，成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阻力。而另一方面，很多脱离甚至是背离市场经济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的一些改革方式、改革措施使许多民众利益受损，使得他们对改革心生怨恨。这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基本状况，而这个状况，显然不能够有效支撑科学发展。

所谓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的问题是要落实在体制上，是要有良好的经济体制作为支撑。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矛盾、很多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的，都是极其复杂的，而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要素市场上，集中体现在市场机制不在要素市场上起作用。起作用或者说相当大程度上起作用的，仍是旧体制的那种行政权力的控制形式。

我们处在改革半途上，渡河未济。目前面临的最大战略风险，不是倒退回旧体制、文化大革命，或者回到大跃进的时代，这些可能性都很小，而是不能突破现状，不能够真正达成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一个目标，只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摇摆、反复。

另外一种可能的危险，就是改革引起革命。实际上从中国到外国，很多革命都不是说没有改革然后爆发的，恰恰是在进行了改革之后，由于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突出起来，之后最终导致了革命。

今天我们说解放思想，目的就是要突破目前这样一种体制状态，能够真正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的逻辑，把改革开放继续推进下去，然后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基础。所谓转变增长方式，所谓科学发展，关键靠什么？靠政府改革。

我们今天解放思想的着眼点，要在政府改革这个方面落实，而政府改革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就是要树立一个意识，也就是“改革‘改革者’”。

改革需要理论上的宏大构建

任剑涛（中山大学教授）

思想解放在今天可以有三种处境。

第一种，我把它称为“过去衡量”式。在我的分析里，这属于左翼的选择。左翼的选择有对社会公平的高度关注，但是这种选择，我认为在中国可能潜藏着某种危机，那就是回到“文革”，而且是以一种思想解放的面目和方式回去的。

第二种路向，是“规范模式”式，也可以称为一种右翼的选择。不谈中国现实的国情，不谈中国怎样在马克思主义传统、西方现代性传统以及中国传统三种理念中如何挣扎的现实处境，只谈西方现代民主已经走过来了，我们学它就行了，我们拿来主义就行了。

第三种是“当下衡量”式的。现在改革最顽强的阻力，并不来自社会，而是来自利益集团。由于利益集团怕改革动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谁发动改革来动我的这一块奶酪，我都不会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思想解放只能以权宜措施，在满足他们的权利、利益的情况下，推动改革。

这次思想解放遭遇到以上三种处境，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对思想解放的理想期待与现实对接的理想状态呢？不是理想主义的状态，而是我们既期待又可落实这个意义上的理想状态？我认为，是有的。

第一，走出宏大话语缺失的困境。这次思想解放，不是凌空蹈虚改革怎么办，而是改革走到今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了，需要对改革有一个愿景设计，不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规划。但实际上，知识界的宏大话语并没有建构起来，对思想解放和改革设计，有一个宏大话语走空的问题。我们宏大话语的设计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恰恰需要整体筹划。当年英国改革走到关键时期，在十七、十八世纪，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约翰的《政府论》。美国当年也是如此。开国领导尤其是联邦党人，对美国整体的愿景勾画，是美国能够从殖民地解脱出来、成为发达国家的制度基础。而今天，在中国发展的拐点上，我们缺乏这样理论上的宏大建构，我们的学者，既在勇气上准备不足，又在知识上准备不足。我们把思想解放仅仅当作一种口号处理，把十七大报告仅仅当做传递信息的一种手段，因而在整体上应该怎么办，所谓宏大话语，应当说是缺席的。

第二个，要走出微观话语的琐碎。说到底，今天中国在运行制度上，并不是解决某一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国家问题。最近几年来，我们知识界方案设计上有琐碎化取向，譬如特别愿意设计一些治道民主，从乡村民主到城市维权民主，再到政府的预算民主，再到政治制度的协商民主，再到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我们的治道民主选项非常多。而对于中国最紧要的基本制度安排来说，我们必须告别微观话语的琐碎，以应对中国政体选择的现实需要。

我认为，中国要从粗放发展走到科学发展，从欠账发展走到还账发展。经济发展之外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在中国是缺席的，这是一种欠账；第二种欠账，就是物质器物的现代化已经到一定阶段，但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还很遥远。这两重欠债、四个界面，中国的知识界应当搞清楚，知识界必须有勇气，真正以大智慧应对，真正落定到现实进行设计、提供谋划、提供对策，以满足执政党的政策需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目前可供选择的改革平台上，知识界必须放下自己的知识偏执和价值偏好，把目光投向今天中国宏观和微观的共同需要，谋划一个真正解除我们忧患的方略，使改革的进程不被耽误。

建立一个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社会

我想说两个方面，一个是说历史。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历史，现在我们走到哪里了。另外想说现实，怎么思想解放，建立一个什么东西。

从中共党史来说，一开始是要争取民主、新民主主义；然后是社会主义；再强大一点了，顺着路走到了“文革”；走不通了改成要“四化”：现在“四化”基本实现了，顺着党史下来，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新的承诺，一个更高一级的承诺。

从共运史来看，共产党宣言提出建立共产主义，解决资产阶级这一个问题，至今还未成功。《共产党宣言》提出建立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尽管通过社会主义还没走到这儿，但我们依然坚持这个目标，只是途径可能要改。

从中国历史来看，我们官和民的关系，仁义礼法制度，官和民之间的权力结构，权力内容在调整，调整到现在，再下一步怎么调，也是有不同的情景。

现实就是核心价值观的树立，意识形态的重建，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思想解放的问题。在最虚的层面上思想是需要解放的，以前我们的意识形态就不用说了，新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我们新提出来的，比如说“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都是进步。但是都有问题没法涵盖。怎么样让问题减少、跟世界主流接轨？怎么核心突出？我觉得，就是要把“以人为本”这个表达方式变成“以公民权利为本”，建立一个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社会。

这样，首先可以跟国际上的民主、宪政等一系列的主流观念接轨。什么是人权？就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什么是自由？就是在你的权利的范围内，你爱干什么干什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结束当代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走到这儿，谁都不知道你是谁，谁都闹不清楚你这个民族的定位、你社会的定位，这样一个恐惧、模糊的状态。

第二，可以接通《共产党宣言》的承诺，接续共产党的历史，那就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发展的条件和前提。虽然我们一路走过来磕磕绊绊，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我们的目标没有变，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有条件就要开始给公民权利。这样做，就是总结了国际共运的经验，也吸收了近现代人类文明的成果。

第三，我们还能在这个意义上接通中国儒家仁义礼智的传统。这个礼，我认为中国人翻译英文不准确，同中国历史的表达方式、中国儒家表达方式接轨的那个词是“份”——应当，应份，我守本份你不能过份，是权利义务的一个统称。《资治通鉴》中说，“礼莫大于份、份莫大于民”，把礼看成是一个份的结构，或者是权利义务结构。我们从过去的君权社会已经走到现在，今天的份已经变成了公民之份。儒家对于份的正当性，对于本份、安份守己这个份的正当性，天理良心等等，各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论证，我们都可以把这个移过来。于是，公民权利也可以接续中国礼义、仁义的传统。

第四，公民权利可以从根本上、从深层次上解决国内的矛盾。首先是官和民的矛盾，比如说维权运动、上访、腐败的无法遏制，比如说讨要工资、工会等等，公民权利是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矛盾的一个途径。

第五，我们现在基本建成了“四化”、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应该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承诺，这个承诺应该对更普遍的广大人民有吸引力，就是公民权利。

超越小康的这个标准，在中国历史上提出的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这个“公”就是公民的公，那一会儿人们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壮有所用，相应的福利制度建立起来，每一个公民都可以选贤与能，可以投他一票，这就不是天下为家，不是家天下，也不是别的什么天下，而是公民天下。

以上说的这些，就是在虚的层面上、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顺应大势、顺应民心作相应调整。这个东西提出来，让人们有信心，党可以变得更加自信，党没有自己的独特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

但是具体的走法是怎样呢？别太猛、悠着点，一步步来，不要闹得这个社会整体秩序受到影响的程度。所以我觉得，具体操作可以碎步前进，试点前进，一步步来。比如说司法，司法怎么摆脱行政的约束，相对地独立于行政；再来是基层选举，是不是可以开个日程表，先从乡镇或者到县一级。再来，就是落实党内差额选举。然后，给传媒更大的空间、扶植民间的工会组织等等。

但是，应该有一个日程表。这样就可以让全国人民团结在一个新的目标之下，在一个新的旗帜之下，同心同德，建立一个新的公民权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