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天起，关心生命、自由与幸福

冯学荣

艾青的诗很好：“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前泰国总理他信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也是亲吻泰国的土地，我想，他与艾先生是同一类人。但如果换了我，我不吻土地，如果实在要吻的话，我吻人，如果太别扭，那么，拥抱也行。土地也许可爱，但更可爱的，更应该爱的，则应该是十四亿人。我不关注土地，我只关心人。

三百八十八年前，当饱受宗教迫害的英国清教徒扬起“五月花号”的风帆奔向北美时，他们心中也有一首诗：“为什么我们的心里充满兴奋？因为我们不爱英格兰的土地，我们更爱我们自己，我们要奔向自由、奔向幸福的彼岸……”于是后来才有了美国。

人的生命、自由与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土地与它们比起来，不值一提。为了人的生命、自由与幸福，土地，是可以不要的。熟知美国史的孙文先生，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如果实在打不过大清朝，则另找一块地方，将同胞迁移过去，一样可以实现中华共和国的梦想，留下清皇室和他们的官僚集团，无人纳税，他们自然倒台。

打不过，逃得过。二百四十年前，有一位叫郑达信的广东人，也用“逃离”的方式对抗清朝的专制，这个人后来还被泰国人拥戴为泰王。同一时期，还有一个叫罗伯芳的广东人，也用同样的方式逃避皇权和专制，他跑到东南亚，建立了一个叫“兰芳共和国”的国家。

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五月花号”式的抗争，其实也是可行的，只是，到了孙文那时候，则为时已晚了：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凡是人类足迹能到达的地方，都已经让欧洲殖民者捷足先登了，在这个星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可以容纳中国人的地方。没有办法，孙文先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与朝廷作战。

如果一个人的眼睛盯着太遥远的地方，那么他必然走不好脚下的路；如果一个政治家的眼睛只是盯着所谓土地、国家、民族、传统、文化、法律、历史、山河等等诸如此类遥不可及、握之无物的东西，那么他就必然会忽略眼皮底下人民的疾苦。要知道，那些东西都应该是为“人”服务的，而断不应该由“人”为它们服务，否则，那将是本末倒置。

前不久有官员决定痛改前非，他说执政要“以人为本、切勿见物不见人”，话音未落，却又来了一句：“对付非法摆卖（小贩）不能手软”。

中国当官的眼里“见物不见人”的历史实在是太久了，已经根深蒂固，一时要扭转过来，恐怕不容易，有时候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知不觉在违背自己的宣言，所以才会闹出上述的笑话。

宇宙中，以人命为最贵。与人的生命、自由与幸福相比，其他一切都不重要，而至于那些有悖于人的生命、自由与幸福的封建桎梏，那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有台湾朋友骂我，说我“不懂礼义廉耻”，我为这种饱受中正先生涂毒的台胞觉得惋惜，他也许需要我提醒，所谓“礼义廉耻”四个字，究竟带给了中华民族什么东西：一个“礼”字，阉割了国人热情奔放的个性；一个“义”字，将“人情、关系”公然置于人间公理之上；一个“廉”字，以对个人修养的片面强调，转移了对制度建设的应有的视线；一个“耻”字，绞杀了国人“人尽其欢”的天性，使假道德凌驾于人的幸福之上。

可见，“礼义廉耻”四个字带给过中国人什么好东西？这样的“礼义廉耻”，凭什么要我顶礼膜拜？这样的“礼义廉耻”，不要也罢。与中国人的生命、自由与幸福相比，所谓“礼义廉耻”，它太不重要了。

前些天，不知是谁给我发的邮件，取“传统价值毁坏殆尽、卖淫嫖娼之风横行”等为例，来批评时政，我给他回了信，我说：“对不起，虽然我对现实也并不十分满意，但我的意见与你刚好相反：我觉得传统价值毁坏的程度还不够，而且我觉得国家开放娼业的勇气还不够大，还需要鼓励，我与你政见不合，请你别再给我发邮件。”

一个批评者，如果连自己都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有何力量来倡导自由？

我不讲什么“礼义廉耻”之类的仁义道德，我只关心你的生命、自由与幸福。尽管，这样的“关心”是那样的苍白无力：我并不能为你做点什么，我只想尽力唤醒你心中那一片与生俱来的自由天性，不要再被人为地扭曲。我只想让你知道，对于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答案当然不是艾先生诗里的那片土地，不是黄山、黄河、长江、长城，更不是四书五经，而是直指人心的“幸福”二字。

因此,我只关心以下事物：全民医保、全民养老、全民失业救济、废除经济犯罪死刑、安乐死合法化、容纳小贩、开放娼业。我的思想并不超前，放眼看看世界，你会发现，我的声音并不孤立，在很多国家，我所提倡的，只是他们的常识而已。

不妨反思一下，我们是否一直在追寻着错误的东西？如果是，那么，请让我们洗心革面，从明天起，我们只关心生命、自由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