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复杂的思维解读历史

――黄裳·《古今》·周黎庵

《万象》五卷十二期载黄裳先生《舞文弄墨七十年》，谈到“七七事变”后，作者“从天津逃到上海，插班进入上海中学”，“接下去是进了交大”，“四二年入蜀”。又说大学时泛览文史善本古籍，“写了一些读书记”，“后来，因为筹集入蜀旅资，一骨脑儿卖掉了”。怎么会想到“入蜀”？“读书记”卖到哪里？文中均语焉不详。

桑农先生读书好求甚解，核查了一些资料，写成《“读书记”卖给谁了？》（载《万象》六卷五期），揭示黄裳先生的那批“读书记”，卖给了当年政治名声不大好的《古今》杂志，并提到这桩“买卖”的经手人是周黎庵先生。周先生当年是《古今》的主要编者。该刊问世一周年时，周先生写了《一年来的编辑杂记》。桑文提到此文并引用了其中的一段文字。在这段文字中，周先生特别提到黄裳先生使用笔名发表的一批“读书记”，可以想见这些作品在初创阶段《古今》的重要地位；又刻意不说出“读书记”作者的“尊姓大名”，却不惮表示这位作者与周先生“始终不能成为朋友，他的行踪，似乎有些诡秘，……他并不十分看得起我”等等。对周先生的这些话，桑农先生有所评议，说：

周黎庵看得一点不错，黄裳当年的确是“卖文”，因为他需要一笔钱去四川。

当时上海已经沦陷，《古今》的背景又很复杂，黄裳不愿与之有深交，不完全因

为看得起看不起。他要从敌占区进入国统区，自然不想许多人了解他的行踪。显

得有些诡秘，是一种警惕的表现。不过，他后来对在《古今》发稿一事，却是绝

口不提。

从行文中看得出，桑农先生多少是以自己的猜度，来评判当年黄裳先生和周黎庵先生的交往，来看待和理解周先生当年的一番表白的。

我了解一些桑先生没写到的情况，觉得它们或许有助于后人能更清晰地了解历史和人生，写出来供桑先生和其他读者参考。

十多年前，我曾专注研究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当时为问疑求教，拜访过一些亲历史事的文坛前辈，其中也有周黎庵先生。向周先生请教的，包含有关《古今》作者、作品方面的问题。那时，周先生已告诉我，“楮冠”、“鲁昔达”等是黄裳先生在《古今》发表作品使用的笔名。周先生还说，是他建议黄先生离开沦陷上海，到大后方去，并以一次买下黄先生一批文稿的方式，为黄先生赴川提供了足够的旅资。周先生又说，黄先生在《古今》发文用的笔名，有的是黄先生本人起的，在黄先生赴川后，有的是周先生发稿时自作主张添加的。周先生有过坎坷经历，也当过挂牌律师，或许与此有关，周先生晚年的为人处事好像格外谨慎，我有问题向周先生请教，他总是约我面谈，任我记录，却绝不回信答覆我的提问。对此做法，我常有不能留下文字证据的遗憾，但又可以理解。对于周先生的说法，我在当年也曾致信黄裳先生，希望得到核实。然而一直没能得到赐覆。有人告诉我，说黄先生笔灿而口讷，不喜接受生人采访，这使我一直没敢登门求教。

周黎庵先生在上海“孤岛”时期是著名的抗日反降“鲁迅风”杂文作家，可在沦陷时期又在汉奸文学舞台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无须讳言。就像作为“鲁迅风”作家而享受到历史的荣耀一样，周先生也为扮演不光荣的角色饱尝了历史的责罚。一位曾经也是“孤岛”上海的著名“鲁迅风”作家，在沦陷时期又因坚持反日爱国文学活动而被日军宪兵数次拘捕的文学前辈，同我谈到周黎庵时说过：“他和×××早先都是‘鲁迅风’作家，上海沦陷后都‘落水’，但周黎庵与×××不同。×××自己‘落水’，还要出卖别人；周自己‘落水’但不出卖别人”。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和抉择，与他的人格追求、道德操守，有关却又不是简单等同。现实生活中能证明这一点的实例很多，姑且不举。联系那位文坛前辈说的“周自己‘落水’但不出卖别人”，我觉得周先生说他建议黄裳先生离开沦陷上海到大后方去并想法给予黄先生切实的经济帮助，是可以相信的。因此，后来我在拙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介绍黄裳先生用笔名在《古今》发表作品后，便特意交代：“1942年夏季，黄裳大学毕业，不久便用周黎庵有意预支的《古今》稿酬为盘缠，潜离上海，奔赴大后方”（见拙著第254页）。

人生和世事都是复杂的，后人也应该用复杂的思维解读史言史记。联系那位文学前辈对周先生的评论，也联系周黎庵先生待人处事的一贯品格，对于他在《一年来的编辑杂记》中涉及黄裳先生的那些表述，也就不宜简单地从字面上加以解读。周先生的这篇文字发表时，《古今》的立场、背景已经众所周知，周先生在文中刻意不提黄裳的“尊姓大名”，有意声明他与这位作者“不能成为朋友”，甚至不无自轻自贱地说这位作者“并不十分看得起”自己，只要想想这些言词对于已经身在大后方的黄裳先生意味着什么，就不难理解周先生其中的真实居心和用意了吧。

对于周先生说到黄裳先生当年行踪“似乎有些诡秘”，桑先生理解是黄先生为了奔赴大后方，不想使许多人――也包括《古今》编者这样的人――了解自己行踪的“一种警惕的表现”。如果相信周先生所说是他建议黄先生奔赴大后方的话，那么，黄先生当年就不存在自己的行踪不想使周先生知道的问题，对周先生心怀的“警惕”就可能在其他方面。其实，抗战时期一般民众进出上海的情景，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就有一些描写，这种事尽管不是没有一定的困难和危险，但并不需要行踪诡秘。诡秘，是一种行为表现，其中可能包含对别人的警惕，也可能压根就是自己不愿意同人交往，而无所谓是否警惕别人。周先生所说的“诡秘”，恐怕主要还是对黄先生当时待人处事方式的一种感觉，似乎不必附会上政治性的“警惕”因素。

我向周黎庵先生求教过，次数不算多。在我们的交往中，周先生是文坛前辈，我是生为后辈的学术研究者。我们互相尊重，都讲真话，但我们的感情既不是师生，更不是朋友。我相信，周先生告诉我的这些事，一定也会告诉其他一些人。周先生辞世了，看到有文章涉及到他，就想把知道他的一些事说出来，提供大家参考，以利我们共同了解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