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先生走了。

这个雕刻着浓重时代印痕的老作家离开这个热闹人世的时候，人民共和国文艺界的“党报”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中国作协名誉委员、北京市作协名誉主席、著名作家浩然，2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建功等到浩然家中吊唁并送去花篮。正在外地采访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市作协主席刘恒也送了花篮。

浩然原名梁金广，祖籍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现属天津市），1932年3月出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他自幼立志于文学创作，1949年开始写作，走自学成才的道路。“写农民，给农民写”，“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是他一生的誓言和奋斗目标。浩然1964年调入北京市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97年5月当选为北京市作协主席，2003年9月后任北京市作协名誉主席。浩然的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艳阳天》《苍生》《乐土》《活泉》《圆梦》等。浩然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为发现、扶植、培养文学人才做出了毕生的努力。（《文艺报》2008年2月21日）

浩然是被特定时代所选择的作家，在人民共和国那段特殊的日子里，他是为数不多的享有和《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约等地位的作家之一。在那些阴霾遮天蔽日的年代，他的作品一直是“艳阳”高照；在大多数作家被迫或主动终止写作的日子里，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时代的“金光大道”上。在浩然先生溘然长逝之际，许多人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作家被时代所选择到底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我发现自己无法对此问题进行作答，只有把问题转换成“作家被什么时代所选择才是一件幸事”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们才能找到理想的答案。也许这样的思考对浩然先生而言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我写这篇文章也是再三犹豫——我不忍心去打搅一位已经远走的灵魂——但我还是拿起了手中的笔。我试图以对浩然先生的思索来对那些当代的有自我追求的独立作家提供镜鉴，我甚至奢望自己能说出浩然先生生前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我想以此来祭奠作家浩然，祭奠这个被时代“误读”一生“误解”了大半辈子的“著名”作家，我相信这是对浩然先生最好的祭奠方式之一。

回到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上来：作家究竟被什么时代所选择才是一件幸事？答案似乎很简单，谁都会不假思索地作出回答：被正确的时代。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判断时代的正确与否？一个作家，一个写东西的普通人，凭什么去判断一个时代？无法判断时代又怎么能去做出选择？问题的死结好像就在这里。其实不然。古今中外为数众多的思想者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作家）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敌人。也就是说，作家永远应该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 “叛徒”、“精神的流浪者”和“放逐者”，作家不是庄严教堂里的唱诗班，也不是枝头歌喉流转的夜莺，他应该是一只报丧的“猫头鹰”，一只不吉祥的“乌鸦”。试问：哪个时代会选择“猫头鹰”？哪个时代会选择“乌鸦”？如果有这样的时代的话，那该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啊！

也许聪明的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鲁迅不也是被时代所“选择”的吗？他为何一直能处于时代的“中心”？为何没有遭受到浩然先生的尴尬境遇？不错，回顾鲁迅的一生，他也曾被时代所“选择”，被时代所“阐释”，但他无论被时代如何选择，被时代如何阐释，这些选择和阐释都没有抵达过他的“内心”，换句话说，鲁迅一直行走在时代的最边缘，而不是最“中心”，那些总是一再申明“尊重”鲁迅“学习”鲁迅“阐释”鲁迅的人，大多是别有用心的人。鲁迅的难以被抵达，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一直保持着对时代的警惕和警醒。鲁迅一生都没有主动去追随过任何一个时代，正因为此，他才能成为一个被许多时代所“追逐”的人。毛泽东在那个特殊年代曾经说过，鲁迅如果活到现在，要么闭嘴要么进监狱。而这，恰好成为鲁迅的非主流和最边缘地位的最佳注脚。同样的例子还有巴金，这个也曾被时代所选择的作家在他的晚年终于弥足珍贵地意识到了“讲真话”的重要，尽管他说的有点晚，但总比没有说出来的那些作家要强得多，至少，通过晚年的巴金，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纪老人一个著名作家与他的时代还保持着一种“警惕”和“紧张”。而浩然先生，他一直没有说，也许是他不想说，也许是时代没有给他说出来的机会和勇气，但我觉得他一定还有许多话没有说。

浩然先生走了，留下长长的叹息。在他的身后，还有许多作家走着他的路；也有另一些作家，在重复着鲁迅、巴金的路。这路是那么漫长和迷离，但愿他们都能够走得坦然。

浩然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