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聪慧 卓勇良

杭州与苏州的经济发展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尤其是苏州外向型经济是全国关注的焦点。2005年苏州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2123亿元，位居全国城市第二，成为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目前苏州正在着力打造中国乃至世界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和IT中心。杭州作为一个副省级城市，GDP低于苏州，由此产生了对杭州内源型经济发展型式竞争力的质疑。笔者主要从产业根植性方面分析两者不同，进而分析根植性强弱导致的经济发展差异。

根植性（Embeddedness）是社会经济学的概念，含义是经济行为嵌入到社会关系当中。波兰尼在19世纪中期首创“根植性”这一概念，提出了经济学家缺少关注的制度特征和市场的社会体系支持的影响力，经济社会学家特别强调经济行动的社会和文化根植性，以及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1985年，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马克·格兰诺维特发表《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一文，发展了卡尔·波兰尼有关根植性的论述，强调“社会网”对经济行动的作用，他在《经济制度的社会构建》（1990）一书中指出，经济制度产生于社会关系网络并根植其中，指出经济行为是根植在网络与制度之中的，这种网络与制度是由社会构筑并有文化意义的。并特别强调企业间非贸易的相互依赖，企业集群必须扎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而有活力的社会文化环境保证了经济活动和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对产业根植性进行定量分析比较困难，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本文也主要是进行定性分析。

一、发展型式比较

苏州是典型的外源型经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苏州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积极招商引资，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企业。2000－2006年，苏州实际利用FDI高达338.4亿美元。截至2006年底，世界500强企业已有113家落户苏州，并投资兴办了349家企业。苏州吸引的外资中93%以上资金投于制造业。目前苏州以IT、IC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绝大多数是由外资构建起来的。这些产业属于“嵌入型”产业，不是由本地内力形成的，游离于本地社会。

杭州是内源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代表之一。杭州本地的民营经济是杭州经济的“中流砥柱”，其经济总量占全市70%以上。2004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杭州有53家企业入选，2005年59家，2006年65家入选。2000－2006年，虽然杭州实际利用FDI增长较快，但累计只有78.4亿美元，只有苏州的23.2%。内源型经济是基于当地特定的环境、资源、文化等因素发展起来的，是由当地市场的内力形成的。杭州的企业大多是本地人在本地利用本地资源创办发展起来，以中小企业为主，有些具有较明显的家族企业特色。社会网络和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是杭州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其产业深深扎根在当地社会关系当中。

外源型经济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并形成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但“嵌入型”产业与本地联系较少，以成本为导向，一旦本地的劳动力、土地、税收优惠等政策取消，当地就会缺少吸引力。同时由于这些企业与当地社会文化联系少，依赖性小，迁移的综合成本较低，因此迁出可能性就较大。内源型经济产生于本地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本地依赖性很强，一旦离开了滋养的土壤，将成为“无源之水”。显然，外源型和内源型两种模式下发展的产业根植性具有很大差别。

二、本地网络构建比较

本地网络是基于企业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本地所有与某一产业相关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紧密的联系构成的，包括原材料采购、生产、销售、服务和研发设计等一系列活动。这里主要以两地的主导产业目前的生产网络构建现状来阐述。

目前以IT、IC为主的电子信息业成为引领苏州经济发展进程的主导产业。苏州市1100家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7.1%，并且在2005年的高新技术产值中，三资企业占了89.7%，并且主要是台资企业。可见，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外向型特征十分明显。然而，苏州只是一个以单一加工为主的大工厂。近几年，外商投资时都引入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也即“复制群居链”，上、下游企业一起投资，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网络。虽然大多数IT企业已有三成以上的原材料采购实现本地化，但这些本地供应商都还是台商，整个产业链还是在台商网络中，基本维持迁入前的供需关系。而本地企业则较难进入这一产业链，这也导致技术溢出和转移效应不明显。而且，这类外企大多还是“多头在外”，即所用关键元件大多进口，市场、资金、核心技术和生产运营均在外。

目前杭州的主导产业是传统产业，包括食品、纺织服装、化纤等3个行业为主的轻纺加工业，以及机械、电气、金属制品等4个行业为主的机械工业。这些传统产业大多已经形成“块状经济”的格局，产业集聚度较高，竞争优势较为明显。而“块状经济”是一种基于当地的人脉关系，在地缘、人缘、亲缘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特定产业氛围的地区性经济。区内企业发展初期主要依靠当地资源和满足本地需求，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及零部件，在方圆几公里范围内就可采购到。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都为当地人，所雇员工也大多是有亲戚关系的当地人。各企业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带有鲜明的地方文化色彩和社会烙印，管理经验多来自本地企业间的相互学习，有较多企业采取家族化管理。技术创新具有内生性特点，主要来源于社会化的学习过程，“干中学”和“用中学”是主要的形式，技术扩散速度很快，新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普及。虽然企业大多都是一家一户，各自独立，单个实力都不强，但企业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生产者之间形成了精细的分工协作机制，共同分享市场信息和技术创新，整体上具有较强竞争力。

杭州“以民引外”的引资方式，使得外资企业一开始就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网络中，导致外资企业的根植性较好。与苏州相比，“以民引外”是在当地雄厚的产业基础上，外资在自己有优势的某一环节进行投资，与本地企业间有紧密的前后向联系，是扎根在当地产业链中的。且通过“以民引外”，融合了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与外向型经济的后发优势，融合了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两个市场主体的资源优势，形成民外合璧混合型经济发展。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苏州外资企业的本地网络尚未构建起来，至少这一网络并没有较好地融于本地经济社会之中，与本地企业的前、后向联系较少，产业尚未扎根于本地。而杭州的传统产业都是深深扎根于本地，当地已经形成较好的产业氛围和完善的本地网络，包括外资企业的多数企业对当地特定环境有较强的依赖性，根植性较好。

三、产业发展方向比较

苏州“十一五”的战略目标是成为全球重要的信息设备制造业基地和环境优美的旅游胜地。苏州制造业基础好，在全球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其制造业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培育外资企业的根植性，大力发展本地民营企业，使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将是其面临的重大问题。而且苏州目前面临着缺地、缺水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解决好工业发展的后遗症，是摆在政府面前的棘手问题。

杭州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了打造“生活品质之城”的目标，建设最佳宜居城市。与此相适应，杭州今后将大力发展以旅游、休闲、创意为主的第三产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整个环杭州湾经济带中，“工业经济中心”的功能将逐渐向宁波转移。因此，以软件业、女装业、动漫产业、会展业等为代表的都市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将是杭州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且这些产业都已有较好的发展基础。都市型产业的特点：一是根植性强、开放性大、机构密度高；二是产业的附加值比较高，对环境的污染少，能够适应大都市的高商务成本；三是这些产业大多是人才密集、知识密集，“科技含量”或“文化含量”比较高，如研究开发、创新设计、技术服务、高技术制造。

显然，苏州和杭州的未来发展战略具有较大差异。苏州未来方向大致是“大工厂＋大花园”，从近期发生的太湖蓝藻事件看，大工厂将与大花园形成冲突，较难妥善处理两者关系。而杭州则是以人为本、具有高度人文精神的复合目标，即充分提高城乡居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准。虽然杭州的发展目标没有提生产上的要求，但其都市型氛围的增强、人文素质的提高，显然将产生较好的经济绩效。

四、经济发展长期成长性等差异

发展型式导致根植性的较大差异，根植性差异则进一步产生经济成长性差异，主要表现在发展速度、居民收入和产业结构等方面。

经济发展速度不分伯仲。苏州人均GDP高于杭州，但这主要是苏州在改革开放前已具有一定发展基础，并不是以后的增长差异导致的。1978－2006年，苏州GDP年均增长速度为14.6%，杭州则为14.2%，两市的增长速度差距并不大。从表1可以看出，1983年杭州GDP指数曾高于苏州30个百分点，而在1988年苏州返超杭州，到1997年，杭州又赶了上来。从2003年开始，苏州又开始快于杭州。从分析中可以看出两市你追我赶，长期增长速度不分伯仲。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杭州实际利用的FDI大大少于苏州，但并没有影响其长期成长能力，这与杭州产业一开始就扎根于本地，根植性强是密不可分的。

表1.苏州和杭州GDP指数比较（GDP以1978＝100）

城市居民收入杭州高于苏州。根植性导致了城市居民收入差异。2006年，苏州市区的居民人均收入为18532元，杭州全市的城镇居收则为19027元，苏州市区居民收入只有杭州全市城镇居民收入的的97.2%。不过，苏州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杭州，苏州为9316元，杭州只有8515元。当然，这与两市空间结构有较大差异有关，苏州全市已基本是大都市格局，而杭州5个山区县市经济发展条件仍相对较差。

服务业杭州高于苏州，制造业层次则苏州较高。居民收入差异导致了服务业发展差异。2006年，苏州的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2.7%，杭州则已达44.9%，高于苏州12.2个百分点。当然，从制造业层次看，则杭州低于苏州。随着工业的飞速发展，苏州与杭州都将很快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而后工业化时代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服务业的高度发达，而苏州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将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所以，杭州的三次产业发展更加协调。

十分明显，杭州以虽然FDI较少，但民间活力较强，经济发展的长期性与苏州不相上下。而苏州以FDI为主的格局，导致苏州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影响了本地消费市场的培育，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之间没有形成较好的良性互动关系。虽然苏州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却并不理想。杭州虽然在GDP总量、人均GDP、实际利用外资数量上都远远落后于苏州，但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却超过苏州，说明人民群众充分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产业结构也相对比较合理。

从以上比较中可以看出，不论哪一种经济发展型式，最终都要回到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这一目的上来。而当前一些地方出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似乎只有投资和出口，即出现了为增长而增长的问题，而且中国大量的出口商品的自我循环着的投资品增长，低成本地使用着国内紧缺的土地、消耗着洁净的空气和农民工的健康，相当程度地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现在各级政府都在大力招商引资，这虽然也十分重要，但充分发挥本地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和市场，形成深深根植于本地的产业才是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的长期性才能较好。

（作者：解聪慧，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卓勇良，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