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人的文学史》谈起

近期，不断有文学期刊的编辑从幕后走上前台，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是《当代》大牌编辑周昌义，一个是《收获》资深编辑程永新。周昌义的访谈文章《<当代>大编畅谈“文坛往事”》在网上广为流传，程永新的《一个人的文学史》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传统观点认为，文学编辑都是替别人作嫁衣的，是文学作品得以问世的“美容师”，他们一般都躲在幕后，作品出来以后的“冷”与“热”很少涉及到他们。其实，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作为编辑尤其是文学大刊编辑所接触的人、所知晓的事都是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所以，他们的“出场”，是一件幸事，也是一件好事。

程永新的书题为《一个人的文学史》，正如书题所暗示，这是一本“个体”的“人”的文学，个体的才是真实的。现当代许多文学研究者一谈到文学史，就忍不住要板起面孔来，仿佛那只是一件特严肃、特宏大的“大事”，其实文学史不只和宏大有关，也不只和主旋律有关，她更和“个体”有关。任何宏大都离不开细节，文学史毕竟离不开作家作品，程永新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中就给我们呈现了诸多的文学史细节，这些细节带着“个人”的体温，带着“个体”的血性，“比那些宏观得天花乱坠的、美化得一塌糊涂的、那些蒙混读者而讨好权贵的、大多是借天下而贩私货的所谓文学史”（本书策划人丁晓禾语），要好看得多，要可信得多。

《一个人的文学史》之所以可信还因为这是一本“人”的文学书。我们在那些所谓“宏大”的文学史里面很少能看到作者本人的身影，几乎所有的宏大文学史叙述者都是一个口吻，都是一副面孔，个个都是主旋律，每张面孔都是向阳花。如果文学书写全都是这样的一个腔调，那无疑是很可怖的。文学史书写看不到“人”，感觉不到个人的体温，这样的书写就不亲切，也不可信。拿自己的嘴说别人的话，这张嘴只能是“宏大的嘴”，“集体的嘴”，没有个性的“嘴”。《一个人的文学史》通过信件展示、作家访谈、文学对话、杂志介绍，让读者了解到文学作品问世的蛛丝马迹，文学活动的捕风捉影，思想交锋的私密现场，时代文学的回光返照，可谓是一本很好的说“自己话”的文学读本。

写到这里，其实我想说，《一个人的文学史》完全可作为文学读本，作为个体的文学书写，不一定非要上升到“史”的高度。“一个人的文学”更能让读者亲近。当然，“史”分层次，把“个人的文学”上升到“史”的高度也未尝不可。程永新是中国老牌名刊《收获》的当家花旦之一，他在当代作家中有很好的口碑。一本文学期刊有一个好编辑是一件幸事，反之，则是一件可怕的事。你想，那么多的作家作品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编辑手中，难道不可怕吗？所幸《收获》有的都是负责任的编辑，程永新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编辑，作家才会如此信赖《收获》。

在中国当代，一提起先锋文学就不得不提到《收获》这本杂志，还要提到程永新这个人。程永新和先锋文学的关系众所周知，一个文学思潮如此紧密地和一本刊物、一个人发生关系，这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中并不多见。这是不是可以说明这样一个论断：某些文学思潮确实存在着某种“偶然性”？如果没有《收获》，没有程永新这个人，先锋文学又该如何？在长达26年的文学编辑生涯中，程永新是一代顽主王朔的编辑，是江南才子苏童的编辑，是文坛怪才余华的编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素有中国的“小博尔赫斯”之称的作家马原盛赞程永新为“少数真正懂小说的人之一”，新生代作家李洱则断言：“没有程永新，1985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就会是另外一副模样”（275页）。由此看来，文学有时候也可以是充满危险的，是偶然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每一个作家都是在寻找这种“偶然”的机会，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在寻找这样的“偶遇”，找到了是一种幸运，找不到是一种遗憾。我们的文学就这样和个体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程永新”吧。

（《一个人的文学史》，程永新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