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我客居北京已经是整整二十六年了。最近总在想，这座城市对于自己的意义。少年时代，国家动荡，偷生于胶东一隅，对于我而言，北京是一个听上去很神圣但是却又极其遥远的地方。1982年秋天，终于来到了这里，自己感到人生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专业是外法史，不过我对这座城市尤其是它的历史却充满了兴趣。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搜集有关这座城市历史的书籍阅读，然后在周末的时间骑上自行车，按图索骥地去看那些书里记载的地方。琉璃厂，梅兰芳故居，京师大学堂旧址，东厂胡同，明朝文人诗里吟咏过的银锭桥……虽然去古已远，但是这座城市总让你还感受到历史的馀温。
　　

如此剑拔弩张的建筑只有“真理部”才想象得出来（2008年1月30日老鹤摄）
　　这里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是整个国家的文化中心。过去曾有所谓“京派”与“海派”文化之争，但是自从1950年代一些文化集中管理的举措——例如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样的出版社从上海迁到北京——之后，上海的文化地位就被大大削弱了。北京集中了最好的出版社、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艺术团体、新闻机构等，全国最好的大学也不能不在这里。于是，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卢浮宫藏品展，可以成为“北京人艺之友”，可以到各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或者琉璃厂的旧书店去淘书。
　　跟上海或者广州这样的城市比较，北京对于外来的客居者而言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优点，那就是语言方面的没有隔阂。在上海，你总会感到本地人的语言是一道移动的城墙，时时地把你隔在城市之外，至少提醒你的外人身份。生活在重庆时，却感受不到这道城墙，一是四川方言本身属于北方方言，理解没有多少障碍，二是重庆人对于外地人很包容甚至很尊重。北京市民对于外地人当然说不上尊重，但是北京方言没有办法让他们形成语言的共同体，排斥就缺乏力量。另外，不大标准的普通话正是学术界的通行方言；在学术研讨会上，一个京腔十足的发言者甚至会显得很另类。这样的环境就让人很自在。
　　不过，跟二十多年前相比，北京的变化太大了。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许多胡同已经消失，甚至连地名都给折腾丢了。设计得经常很丑陋而且毫无节制地布满城市每一块地域的钢筋混凝土高楼伤害着人们的视野。人口膨胀，交通堵塞，绿树越来越少，污染不断加剧。城市原来格局上的缺陷因为规划设计者的无知蛮干而愈发凸显。西直门轻轨与地铁之间的那种衔接方式，真正是只有故意与人作对的思路才设计得出来。行路难，这里的许多好处就逐渐远去了。不久前，国家大剧院开张，但是，想想堵车，看看那票价，这座建筑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司空曙诗句：
　　罢钓归来不系船，
　　江村月落正堪眠。
　　纵然一夜风吹去，
　　只在芦花浅水边。
　　对于这种歌颂田园生活的诗，自己虽然很喜欢，不过也深知那样的时代知识人的境遇远非诗歌里吟咏得那样美好。不久前，我读了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的《中国总论》（上海古籍2005），愈发庆幸生活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自己这样的人居然有那种称为大学的机构寄身，可以在以书为伴，与优秀的年轻人一起探索知识的过程中度过自己的一生。自己不会想象归隐山林，即便如此，为了某种身居政治文化中心的“自豪感”、“优越感”或“影响力”而在这样的城市度日如年，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