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并非总是真诚的反复引用后，曾经是痛心疾首的“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不道德的”，已经成为一种近似外交辞令的政治正确，进入了知识分子的修养手册。二战以来犹太电影和艺术形成了数量庞大的专门类型，美国左翼犹太学者芬克斯坦用犹太大屠杀产业（Holocaust Industry）来命名这股潮流。法裔犹太人克罗德·郎兹曼在以色列政府和犹太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下，对波兰特里布林克集中营的幸存者进行了六年多的访谈，最后剪辑出一部长达九个多小时的影片《浩劫》。这部被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完全拒绝学院派知识，所有镜头来自于当事人的口述和回忆，对电影手段的运用根本不打算与观众有任何互动——你要做的只是接受，不容置疑地佐证历史现场的再现。克罗德在北京大学举行的观影会上非常主动地提起南京大屠杀，认为南京大屠杀只是一个战术威慑，完全不能与系统性的屠犹相提并论。犹太大屠杀的排他性是为了确认犹太人作为造物主的选择、人类唯一受难者的身份而高贵和永生。吊诡之处在于：对反犹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必然延伸到对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内部逻辑的批判与反思，但犹太大屠杀产业却同任何资本主义产业一样追求市场占有的马太效应和排他性。这种矛盾暗示了深入思考犹太性、犹太人命运的方向。

正像所有的少数群体一样，少年时代的斯皮尔伯格就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Identity），同学中曾经有一些智力平平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WASP），一提起犹太人，侮辱词汇滔滔不绝、花样百出，颇令斯皮尔伯格烦恼，伴随着身份符号的确立，对犹太人命运的思考也埋下了种子。成名后斯氏为大屠杀产业贡献了《辛德勒的名单》，这部自己投资、孤注一掷的影片大获全胜，市场、奥斯卡和评论界都不吝赞美。2005年斯氏再次执导反映巴以冲突的电影《慕尼黑》，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在大屠杀之后犹太人如何保持与上帝共存的生活。结果与《辛》剧相反，不但在奥斯卡上一无所获，其在评论界也充满争议。

《慕尼黑》讲述了1972年奥运会期间以色列运动员被绑架杀害后摩萨德对巴勒斯坦人展开报复的事件。该片在评论界争论很大，但多是否定评价。右翼媒体认为它把以色列在复国主义框架下的行为描绘成复仇暴行，实际上为罪恶的恐怖主义行为提供了合法性，完全抵消了斯皮尔伯格对民众进行过的屠犹历史教育的功绩。

以我的观感，最为失望的则是《慕尼黑》在塑造人物时过度利用了电影技术，人物被过于鲜明的符号化了。影片中的犹太人通通是能工巧匠和哲学家，业余生活很丰富，会打桥牌、制作电动玩具，连一个妓女都满口马克思、斯宾诺莎，男主人公是典型的高大全，热爱生活，忠于家庭，善于反思，连嗓音都是充满磁性的美国南方阳光男孩，还很会烹饪——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最爱把“他是个重视家庭的人”作为挂在嘴边的道德标准。相对的，影片中塑造的阿拉伯人，几乎没有女性形象，这首先就是人格残缺和不完整的象征；并且他们通通是在夜幕和阴影下出场，生活在散乱阴暗的地方，没有业余生活，从不进行思考，只懂得复仇。

这种反差强烈得毫无真实感，尤其是在战斗场面，镜头中的男主人公居然会面对年轻的持枪守卫手软，暴露在枪林弹雨下愣了足足两秒钟而不开枪——因为他爱护青少年。这是摩萨德吗？斯氏在《拯救大兵瑞恩》中逼真地还原了战争场景，但在这里却让主人公变成了小马哥，在笔直的马路上奔跑，贴身绽放着鲜艳的弹花而毫发无损。摩撒德仁慈到了为了保护一个小女孩，两个人冒着败露的危险不约而同地飞奔过来喊cancel，但是一分钟以后就把她的父亲炸得粉碎。实际上这个人是无辜的，仅仅为了凑够数量才上了暗杀名单。影片还把这位外交官的妻子塑造成一个毫无外交礼节、随时插嘴的长舌妇。

这些对人物和场景过于鲜明的符号化决定了电影的底色，无法被叙事中摆出的客观姿态所掩盖。因此左派评论则认为，斯氏的道德追问和政治批判没有离开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思想框架，没有勇气承认巴以冲突和恐怖行动是因以色列建国并武力抢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而起。更重要的是，影片虽然展现了一种道德焦虑，但这种道德焦虑不是对巴勒斯坦受害者的同情，而是对胜利者道德退化的担忧。

如果说斯皮尔伯格在白种盎格鲁-撒克逊那里受到的歧视通过电影传递给了阿拉伯人，那么以色列国就是受害者吸收、内化加害者逻辑的一个宏观体现。房龙在《宽容》中斯宾诺莎一节提到的：犹太人在族人和拉比“我们是上帝选民”的教谕下和饱受歧视的苦难现实之间已经挣扎了千年。在二战屠犹之前，欧洲排斥犹太人的顶峰是德雷福斯事件，而且发生在被认为是宗教宽容实行最早、最被犹太人热爱的法国，德雷福斯事件对整个犹太群体影响都非常巨大，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对复国主义保持距离的人也深感焦虑。心理学告诉我们，当人们习得了无助感以后，通常会从三个角度来处理问题，也就是：

* 普及（Pervasive）：他们也许会认为问题影响了生活中每个层面。

* 永恒（Permanent）：他们也许会认为问题是不可能被改变的。

* 个人（Personal）：他们也许会将自己投射到问题上，换句话说，倾向于针对问题来内化自己。

《慕尼黑》中作为集中营幸存者的母亲，冷酷、坚强地告诉儿子：“听够了那些人性善的废话！看看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就知道人性是什么了：卑劣、残酷。我们一样也可以卑劣、残酷。我们必须去争夺土地，因为没有人会给我们土地。无论过去和现在花了什么代价，我们最终在世界上有了一块自己的地方。”这种第一代移民的强硬逻辑完全符合无助感的体现，包括汉娜·阿伦特等人都反复指出过这种把施暴者逻辑内化的危机。

但可怕的是，在国际反恐话语下，不仅被暴力打压和经济控制、还被彻底污名化的穆斯林，现在不正在体会这种无助么？在现代武器的打击方式下，哪个国家也不可能永远保持强力，抵抗与报复已经在进行中，可能还会加剧，以暴易暴、冤冤相报的悲剧还将继续上演。人们高喊历史终结的时候，其实只是作为宽容的历史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