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本无“情人节”，国人缘何羡“情人”？

中华自古尊情爱，因甚借重洋节日？

近些年来，基于西方文化传统的“洋节日”纷至沓来，热闹非凡，大有取代中国传统节日的意味和趋势。每年2月14日的所谓“情人节”就是其中之一。

不知是谁第一个把“Valentine\'s Day”翻译成“情人节”？据了解，关于2月14日这一天的故事就有四、五个版本，有些与Valentine（瓦伦丁）有关，有些则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与Valentine有关的也并非都与爱情有关。如果排除与爱情乃至与Valentine没有任何关系的“牧神节”，或类似我们立春或春节的含义，就认定作为主教或教徒的Valentine是爱情的保护者，应该加以纪念的话，那么，这个节日也应该是恋人们、爱人们、夫妇或夫妻之间通过某些活动，庄严肃穆地纪念为他们的爱情而献身的圣瓦伦丁，并发誓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爱情，进而履行爱情之全部责任；这是一个纪念和重温爱情责任的节日，是一个“爱情文化节”，而不是挽着一个“情人”（如果添加上时下人们对“情人”的种种理解和想象）到热闹非凡的商场购得贵重礼品，然后到自己的“二人世界”互换礼物、享受消费和感官狂欢的节日。但反过来想想，如果说纪念Valentine需要一个节日，那么履行或重温爱情之内在责任还需要一个“节日”么？或者只在这一天么？难道爱情的责任不是自从爱情开始的那一刻直到爱情双方生命终结的那一刻——这期间时时刻刻都应该忠实履行并不断重温的么？因此，严肃地说，Valentine\'s Day不是“情人节”，既不是关于爱情本身的节日，也不是单单只关注“情”的节日。

如同本来庄严肃穆的基督教的圣诞节被我们过成了消费狂欢节一样，所谓“情人节”这样一个承担净化心灵、提升责任感的节日也变成了消费狂欢节。本人曾经在一篇博文中讲到“消费主义是现代社会节日的灵魂”，这一点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已经是事实，只是西方人在过自己的节日时，毕竟还是有些他们传统文化的背景，不至于太离谱，而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过洋节日，尽管基于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但由于对西方文化的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则可说是毫无文化可言的；“情人节”则演绎为“浪漫”掩盖下的纯粹的奢华消费和纵欲享受。否则，试问：中国年轻人中热衷于过西方“情人节”的人们，有几个知道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Valentine（瓦伦丁）这位爱情的保护人？

与之不同，中国人自己的节日则显得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醇厚意蕴。中国传统中没有“情人节”，只是现代人为了比附西方传来的、实际被误译误解了的“情人节”，才勉强把牛郎织女七夕鹊桥会传说改编成中国人的“情人节”，这真的有点不伦不类，即使如此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作用，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没有人知道这中国情人节是什么意思了。认真考察，可以发现这个节日文化内涵的丰富和意境之高远。中国农历七月七日夜，是“分居”一年的牛郎和织女相会团聚的日子——象征团圆、美满和幸福；此前的“分居”是由王母娘娘的专制和天条的“非人道”造成的——体现着旧的专制主义政权和腐朽文化对爱情的压制和伤害（这一点在西方有过而无不及，关于Valentine\'s Day的传说或记载就表明并非西方更讲爱情和人道，更讲人权和人性）；牛郎织女相会是由无数个喜鹊联合起来搭建而成的，而喜鹊是大自然的一种被赋予喜气和福运的鸟类——这象征着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自然对人类的恩赐和拥戴；牛郎是人间凡人，织女是天仙下凡，牛郎挑着一双儿女，永远地追寻被隔离的织女，人神联姻、爱情的执着、对孩子的爱护及奔赴美好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表明中国人在爱情婚姻和家庭方面的责任意识、积极向上的提升意识；织女的心灵手巧、贤惠善良都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妇女的偶像，于是，每到七夕，汉代“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唐代“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唐朝王建诗）。宋元时“乞巧市”热闹非凡，“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宋罗烨丶金盈之辑《醉翁谈录》）——故七夕又被人们以“七巧节”或“乞巧节”来传承和弘扬。可见至宋元时期，七夕节几可与春节相比拟了：如果说春节是中国人在冬春之际度过的一个美好的节日，那么七夕节就是我们在夏秋之交度过的又一个追求聪明智慧、对爱人（传统上主要是妇女对丈夫）、对孩子和家人表达关爱的节日。或许，这个节日还有我并不了解的其他更为丰富的含义。

显然，比之舶来的西洋“情人节”，我们的七夕似乎更接近“情人节”的本意，而且文化内容深厚、形式丰富多彩、旨趣纯洁而立意高远，虽有神话色彩，却无宗教藩篱；固是古代故事，但有现代意味：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人员流动性大大加强，特别是大量的农民工纷纷离开故土，到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谋生，这样造成的“两地分居”极似牛郎织女孤独地伫立于银河两岸；如果说牛郎织女还可以隔河相望，那么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和留守家乡的爱人们则几乎不能相望（尽管现代通讯手段可以实现）。那么谁应该成为为他们搭建相会相聚、爱情美满、家庭团圆之鹊桥的喜鹊呢？难道这样一个节日不应该具有这样的含义么？类似农民工的情况，还有保卫我们安全和幸福生活的解放军战士、公安、边防、消防乃至其他武警战士们，以及其他由于工作需要而常年两地分居的人们，他们是多么需要“七夕”这样的氛围和机会啊！这是其一。其二，现代人变得愈益庸懒，以至于手工技艺几近丧失；现代人变得冷漠、疏远，以至于不知道尊敬孝顺是何物。为此，适当地恢复乞巧节的各种“乞巧”活动乃至手艺精美雅致的“乞巧物”，是否能唤回年轻女性的心灵手巧、贤惠善良？再则，丰富的“乞巧”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如何传承？其三，现代人在爱情、婚姻、家庭方面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乃至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泛滥成灾，离婚率节节攀升，乃至“一夜情”、“婚外恋”、“家外家”、卖淫嫖娼等等，造成各种社会、教育、道德、信仰危机，这是一个需要回归传统，重温爱情、婚姻和家庭责任的时代，中国的七夕节能够比西方“情人节”或者Valentine\'s Day更好地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承担这样的文化使命。第四，在爱情方面，现代社会还附加了很多非爱情的杂质，拜金主义的腐蚀和身份地位的限制，使得爱情变得面目全非，责任变得不由自主，为此，七夕节牛郎织女的故事启示我们：不要强加什么爱情，不要干涉真正的爱情，无论是人还是神，无论有钱还是没钱、无论是干什么工作，一样都有争取纯洁爱情的权利，只要他们两情相悦、真心相爱，我们（社会、父母或者舆论等）就不要做王母娘娘，而要做喜鹊（这一点有点像瓦伦丁）！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好好地恢复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从整体上看，我们的传统节日在文化上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了人们一年四季生活乃至生产的方方面面，涉及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等方面的关系。七夕节作为一个代表，承担了爱情、婚姻、家庭之自由、责任、美满和幸福的文化使命，两千年来为国人所持守，历久弥新。时代不同，社会进步，传统节日要与时俱进，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和形式，这是必要的，但这种发展或创新，是建立在传承基础上的，没有传统文化的传承，节日就变成了空壳，而在商品社会，拜物教的经济文化逻辑势必使之退化为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的“愚乐狂欢”。洋节日不能承担传承、复兴、弘扬乃至创新中华文化的使命，由于中西方文化及其传统的差异，它也不具备这样的功能。面对洋节日已经在中国如火如荼地过将起来的事实，似乎是大势所趋、难以拒绝，那么我们的态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本具有极强的包容力和创新力，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的同时，对已经传进来并被部分国民所认可的洋节日，要积极地正确引导、施之以道德和文化规范，赋予其中国时代文化内涵、丰富其适宜活动形式，即使不能成为承担复兴中华文化的载体，也要将其引导为适应时代需要、有利于历史进步、社会和谐、人民身心安康、家庭幸福的节日文化载体，至少不能构成对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解构或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