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代市长一鞠躬是说向代表报到，请多关照；二鞠躬是说报告作完请代表审议；三鞠躬是说……”北京市代市长郭金龙在平谷团参加审议时，对于有的代表对自己三鞠躬的深度解读，郭金龙笑着说：“我没有那么复杂的心理”（1月22日京华时报）　

　　生活中，只要领导一开口，就被尊为“指示”的事例倒也司空见惯。以至于有人戏言，官员的智力和官阶呈严格的正相关。但凡上级细微的举动，都会被放大为“蝴蝶效应”。比如不久前，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吃饭时，随意提了个小建议，为每盘菜都配双公筷，结果县里就成立了领导小组，来推广他的这一“指示”。　

　　对于政治人物的去生活化和神圣化，一直以来是国人的传统强项。帝制时代，以“神权天授”为精神支柱的人们，往往依靠人为制造的距离感来强化自己的威权，以至于下属不得不常常依靠察言观色来揣摩上意。曾几何时，“一句顶一万句”也一度成为时代的信条和官场的潜规则。　

　　把领导的个人意志和行动神圣化，乃至最后庸俗化。实在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思想领域的顽疾。对于“长官意思”的奉行者而言，其实质是仍没摆脱“朕即国家”的窠臼；对于“领导说的准没错”者来说，亦步亦趋的“加深理解”不仅可以成为成为他们晋身的利器，还是他们逃避责任最好的盾牌。　

　　为什么某些人没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勇气和行动？皆因为在真话和利益的天平上，利益才是最现实的砝码。假如谀言成为过街的老鼠，进而变成因言获利者的“滑铁卢”。视领导一切讲话俱是微言大义的几率，将会大大降低。　

　　和对于领导者的讲话不加节制的奉承如出一辙的，就是对于领导者的失误不讲原则的掩饰。如果说前者只是叫人有飘然之虞，那么后者则有捧杀的危险。不久前，　铁凝在给《美文》题词时，把“茂”字草字头下面的“戊”变成了“戍”，对于这一明显的笔误，素以书法闻名的贾平凹给出的解释是：在书法中，多一笔少一笔很正常，因此铁凝没有写错字。

　　众所周知，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对于决策者而言，掌握真实情况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而所有的为尊者讳和人云亦云的好好先生，则是决策者的大忌。那种视领导为神明，奉讲话为圣旨的做法，是从人治走向制度化社会所必须摒弃的。　

　　在第三次思想解放春潮涌动之际，常识性的讲真话，又被各级领导当作振聋发聩的原则重提。无论是汪洋的“要让领导干部　讲真话实话有感而发的话”的表白，还是郭金龙的“三鞠躬实际上是因为掌声很热烈”的大实话，领导干部已经在讲真话的问题上率先垂范。而形成一个良好的讲真话、办实事的工作氛围，只有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是不够的，这需要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这点，并付诸于行动。　

　　但愿“领导也是人”不再只是一句被误读的标语口号，而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那样，人们的焦点才不会放在揣摩领导的心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