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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博客中国 2007-05-28 12:34:56 发表于：博客中国

　　每到岁末年终，人们总喜欢盘点一下一年来的收获。在此，本报以回顾年度阅读史的方式来为2007年划上一个句号。
　　2007年，和往年一样，思想史著作依然是人文阅读的重要看点。有人说，思想是危险的，但思想也是有趣的。著名文化史思想史学者王学泰大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订版，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年7月版）就是有趣的文化思想史著作。李慎之说王学泰“发现了另一个中国”，这个“发现”是指王学泰先生在本书中所阐述的“隐性社会”———游民文化。所谓游民，是指“凡是脱离古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固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游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不但与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还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不时冒出来一统天下。综观中国封建社会草莽皇帝，莫不如此。中国近代最早注意游民问题的杜亚泉先生认为，我国的知识阶级也存在着游民性格（性质），这种游民性质和贵族性质一起构成了知识阶级的品性：拂逆时则显游民，顺利时则显贵族。朱大可的《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版）虽然属于文学话语研究，但其实也涉及到游民文化研究。他对“游民”重新进行了界定，提出“流氓”的新概念，建立了自己的“流氓学”体系，进而对“流氓话语”作了学理上的归纳与总结，读来兴趣盎然，深有启悟。
　　作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著名学者，吴思先生曾以其赫赫有名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两书享誉海内外学界。其著作《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海南出版社2004年4月版）是这两本书的汇编本。这本书毫无疑问是2007年阅读中的重大收获。自从吴思作品问世，“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两个概念很快获得大众认同，成为当下流行语汇之一。何谓潜规则？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存在着一套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这套规矩往往与那些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并在实际中支配着社会的运行，这套规矩就是潜规则。纵观当今中国社会，潜规则如过江之鲫，盛行于各行各业。吴思的“潜规则”论一出，民众骤然清醒。那么又何谓血酬定律？吴思告诉我们，血酬就是对暴力的酬报，正如工资对土地的酬报。这笔钱不是对生产要素的报酬，而是破坏要素与资源分配所得的份额，俗称卖命钱，从被害一方的角度看则是买命钱。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同时也以血汗和生命付出的方式赋予拼争目标相应的价值。这就是血酬定律。除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外，吴思还提出著名的“淘汰清官”规定，他是一个很善于观察中国社会的学者，他的观察角度和概括能力在古今治史者中属于佼佼者。因此，读吴思的书就不仅仅是积累知识，也是开拓思维，学习方法。
　　在中国当代学者中，读其书能开拓思维、学习治学方法的还有一位———钱理群。这是一个比较受学界推崇的研究者。2007年，钱先生有两本书问世，一本是《我的精神自传》，一本是《钱理群讲学录》，两书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前者是2007年12月出版的新书，后者出版于2007年5月。一年内推出两本力作，可见钱理群先生北大退休以后的勤勉。《我的精神自传》钱先生自认为是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本书既是一部个性化非常鲜明的思想学术自传，更是一部结合个人身心创痛和研究心得来总结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中国经验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所遭遇的大问题大困惑，表达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的深度之作。钱理群先生在本书中结合自己所走过的学术道路，谈学术研究过程，谈治学方法，谈对中国文学的观察，既是个体生命的梳理，也是学术共性的集中体现，可谓2007年的一大力作。《钱理群讲学录》收入钱先生近四年来最重要的学术讲稿，涵盖了先生有关当代思想史研究、鲁迅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等三大板块的最新思考。通过个案研究、典型现象分析，钱理群讲述了“20世纪中国的故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故事”。钱先生的学术研究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他出身北大，深情关注民族与人民的命运，积极开发现代中国优秀的精神思想资源，以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了大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
　　继《鲁迅的选择》和《愧对鲁迅》等著作之后，李新宇先生将目光重新转向了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2007年，我们读到了先生新著《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黄河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一书。与先生其他著作相比，本书文体更为活泼，思想穿透力一如既往，借“小事”谈时代大环境，借人物抒发独立见解。李新宇先生将研究目光盯住1898———1929年30年间的人物和事件，在这30年间，发生了许多事，出现了许多人，这些人和事开启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大幕。先生从历史细节入手，对历史人物进行细致入微的发掘，让我们看到了风雨飘摇时代里的民族脊梁———那些“高高挺立的树”。
　　“五四”过后是延安。20世纪文学源头一方面要从“五四”那里寻找，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延安。正如朱鸿召在其著作《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自序中所说：“十年延安时期（1937———1947），不仅规范了制约了此后半个多世纪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死浮沉与歌哭，而且重新阐释了此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重新规划了中国古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还重新描述了世界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如果说“五四”发现了人，那么延安则改造了人。本书选择日常生活的角度，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就延安时期的某些历史关键问题或趣味敏感话题作溯流探源工作，借以考察改造我们几代人精神生活的革命集体生活规则。
　　我们早已关注“五四”，我们已经开始关注延安，我们也要了解新中国政治风云和精神脉络。郝在今著《协商共和：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向读者展现了一段震惊世界的历史，政坛上的纵横捭阖，其复杂激烈绝不亚于战场上的生死拼杀。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是多党合作的结果，“协商共和，江山易手”。
　　共和国进入50年代，各种改造稳步推进，文艺界改造和斗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风云突变的晴雨表，呈现出变化莫测的复杂状况。著名报人袁鹰新著《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以建国后当代中国历史大事，如电影《武训传》讨论、《红楼梦研究》批判、大跃进、反右、十年浩劫、拨乱反正等为主要关照点，涉及到文坛要人如冰心、夏衍、胡乔木、周扬、邓拓等，是研究当代文坛的珍贵史料。袁鹰先生自1953年初入《人民日报》文艺部，至1986年底离职休养，一直从事副刊编辑工作，长期接近风口浪尖、漩涡中心，他随手拈来的文坛琐事，足够我们咀嚼回味。
　　2007年历史书阅读呈现出愈演愈烈状态，尤其是人物回忆录和传记风行一时，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7年1月版）一印再印。他的书为何如此畅销长销？因为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册页上，他是“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唯一例子。他有着常人所不可能有的传奇经历，其作品为世人所瞩目实属必然。正因为此，作为“帝师”的英人庄士敦所著《紫禁城的黄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4月版）才为众多读者所关注，外国人眼中的溥仪和中国人眼中的溥仪当然会相映成趣，因此，可把此书与《我的前半生》对照阅读。
　　皇家贵族以其神秘色彩吸引读者，文化大家则以睿智豁达演绎精彩人生故事。《南方都市报》编著的《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1月版）为我们呈现了周有光、黄苗子、郁风、丁聪、周汝昌、黄永玉等文化大家的风采。这些站在中国文化巅峰的巨人，以深厚的学养、历尽沧桑的履历诠释一个时代，他们代表一种精神，也可以说是“最后的文化贵族”。
　　有人愿意做飞扬儒雅的贵族，也有人愿意成为隐匿民间的“隐士”。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著作《空谷幽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就是一本“寻访当代中国隐士”的书。他通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亲身探访隐居在终南山等地的中国现代隐士，引出了中国隐逸文化及其传统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将其和他正在采访的现状相对照，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赞叹和向往、迷恋。
　　有人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不管这话是否准确，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章立凡继推出《记忆：往事未付红尘》以后，又出版了《君子之交如水》（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版），在书中，他向我们讲叙了“隐于朝”的大知识分子的血泪和逸事。本书是介于回忆录和历史资料之间的文本，作者说回忆就是咀嚼痛苦，这种“还原历史，奉献常识”的历史回忆对研究者而言是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
　　同是写往事，写逝去年代的那些文化精英，章诒和则把目光转向了“名伶”。她所写的《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和《往事并不如烟》一样好看、耐读。章诒和喜欢回忆，喜欢在往事中寻找对当下的观照。历史，故事矣。章诒和说我们现在讲过去的故事，要不了多久，后人也会把我们当作故事来讲述。这故事我们“听得耳热，她唱得悲凉”。那些感天动地峰回路转的伶人故事，怎一个“悲”字了得！
　　《读书》杂志向来以其鲜明的思想文化色彩在知识分子中享有盛誉，这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分子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可以说是中国30年来思想文化变迁的见证者。2007年，《读书》推出精选本（1996—2005）系列，包括《改革：反思与推进》、《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逼视的眼神》、《亚洲的病理》、《不仅为了纪念》、《读书现场》（均为三联出版社2007年5月版）六本。《改革：反思与推进》主要反映《读书》围绕中国的经济改革所作的关于三农问题、国企改革问题、经济与道德和公平与效益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与争鸣。《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对全球化问题进行关照，探讨了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表达了知识者试图重新构建和影响世界图景的努力。戏剧、美术、建筑、电影、音乐在当代有着斑斓多彩却又备受争议的呈现。《逼视的眼神》则对此呈现展开了审美的、文化的、社会的思考。《亚洲的病理》涉及的领域较多，大致分为亚洲近现代史、亚洲的主体性、底层问题、中日关系、华人问题的历史及现状以及亚洲国际政治等几个方面。知识分子———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始终是《读书》关注的焦点之一。《不仅为了纪念》精选了《读书》十年中所发表的部分相关文章，意图展现一个世纪中知识分子的存在与社会演变的关系，既为了纪念逝者，也为了留住对历史的记忆。《读书》见证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同时也不断参与到各种问题———文化、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讨论之中。通过《读书现场》收集的各种专题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变革年代的思考和论争。
　　如果说《读书》精选系列无疑是我们在2007年阅读生活中的重要收获的话，那么任彦申《从清华园到未名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无疑也是一本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力作。这是一本讲真话的书，教育管理以及大学精神探讨类的图书每年都有不少，但唯有这本书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作为曾经的省级领导干部和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任彦申能够将自己的所思所得毫不保留地奉献给读者，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正如刘吉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本有相当学术深度的书，又是一本做人处事的畅销书。
　　关于胡风的话题，似乎是常说常新，越说越无法穷尽。2007年，有两本有关胡风的新书出版，一本是胡风的女儿晓风所著的《我的父亲胡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版），一本是王文正口述的《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月版）。在女儿晓风的眼里，胡风是一个心怀天下的慈祥父亲，虽然她一再声明她“既无相当的能力和水平来阐释或评论他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也无足够的资料和档案来对‘胡风案件’追根溯源探明究竟”，然而，她的笔下，勾画出的却是一个真实的胡风。王文正先生1955年曾任上海“胡风专案”办公室审讯员，他以其亲身经历为我们解密了当年的历史真相，也是一本有着很好史料价值的书。
　　检索2007年的人文阅读，发现人物传记占去了主要部分。印象中比较重要的人物回忆录还有王蒙先生的自传。继《王蒙自传》第一部以后，花城出版社又出版了《王蒙自传》第二部（花城出版社2007年4月版）。王蒙自己说，他的这部自传里是有不少“干货“的，打的广告也颇为煽动人心：“80年代激荡风云的全情展现，人生苦旅劫后余生巅峰表演”。我们从中也确实读出了王蒙的一些真诚，这多少改变了他以往在我们心中的“油滑”形象。但遗憾的是，在自传第二部里面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他对自我的反思，更多的是他者的批判。在我们看来，只指向他者不指向自我的一切批判都是很虚伪的，都是令人倒胃口的，不可信服。巧合的是，读完王蒙不久，又读到了另一位文坛大家的回忆录《走向混沌：从维熙回忆录》（花城出版社2007年1月版）。相比较《王蒙自传》的大肆宣传，这本书表现出了相当的低调和沉默。但低调不意味着不自信，在许多人看来从维熙这本回忆录要比王蒙内省得多，也耐读可信得多。正如著名作家陈忠实在致函从维熙时所言：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阅读，这样的阅读许多年都没有发生了。这本书对于研究民族的精神历程是最可珍贵的资料。
　　2007年，就本报目力所及而言，比较好的人物传记还有刘炎生著《旷世文人郁达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和陈明远先生的《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经济背景》（新华出版社2007年6月版）。两本书选取的研究视角都十分有趣，读来颇有收益。
　　缘于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兴趣，2007年有三本重要的侧重当代文学外部研究的著作引起了我们特别的阅读兴趣。首先是王本朝著《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版），从当代文学制度的意图与过程、内容与方式、影响与局限展开思考和研究。作者认为它主要体现在对作家的思想改造和评价机制，对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形象设计、主体升华和形式处理的引导，对报刊、出版等文学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管理，对文学读者的期待性设置，对文学批评话语的操控，以及文学政策的出台、文学会议的召开等，其目的在于建立文学生产的新秩序。与王本朝研究视角不同，复旦大学刘志荣先生把研究目标锁定非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研究。他的《潜在写作：1949———197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是学术界第一部完整探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潜在写作的专著。作者力图对这一时期的潜在写作现象进行学院化概括研究，钩沉文学传统和知识分子精神在时代底层的延续和演变，从而打破了以往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只注重当时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这一局限。刘志荣先生认为在一个一体化时代，文学和知识分子精神仍然有其多元性的遗存。相对于王本朝和刘志荣的文学史叙述，《收获》大编程永新的《一个人的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10版）则别出心裁地以一个文学权威期刊编辑的眼光，对当代作家作品进行了“日常”观照。这种个体的文学叙述呈现出愈来愈成熟的趋势，正在逐渐地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2007年文学作品的阅读呈下降趋势，原因一方面在于读者对文学写作的失望，另一方面也确实难以寻到太多可供借鉴的原创作品。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代表作自然是阅读的重点。从耶里内克《钢琴教师》到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直到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都值得作文本细读。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获得诺奖，总有其文学价值所在。《我的名字叫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和《金色笔记》（译林出版社2007年10月）都是在阅读上颇能挑战读者的书，尤其是这两本书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方式，的确让人耳目一新。相对于《我的名字叫红》，《金色笔记》结构略显复杂，其语言也是张力十足，一般没有耐性的读者很难卒读。但不好读不意味着没有价值，也许，他们的价值就在于这种对阅读的颠覆。对于写作者，这两本书的确能带来启发。
　　回顾2007年的阅读，那一片书香仿佛还萦绕在周围。难以想象，没有阅读的生活会怎样？没有精神的生活会怎样？在新旧年交替之际，本报最想对朋友们说的一句话就是：读书吧，它能够给在世俗生活中忙碌的你带来一片心灵的安宁，带来生命的抚慰和人生境界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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