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元月15日公布了肉、油、粮等生活必需品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实施办法，各地纷纷出台“物价临时性干预机制”实施细则，划定物价干预具体范围，江苏省甚至明文限定了哪几家大型商贸企业、哪些商品的最高涨价幅度，未经批准私自大幅涨价一律严惩。看来新年伊始，稳定春节前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远比治理怨声载道多年的房价、医疗费和学费等问题更“病急”，更受中央的重视。

这是自“非典”时期以来，中央第一次出台“价格干预措施”。不难看出“措施”中的许多做法，与“非典”时期的物价干预办法一脉相承：划定商品范围，将过去针对普通商品的“备案制”物价管理，上升到像水、电、气等特殊商品的管理档次，实施“政府指导价”。但要知道，“非典”时期的物价问题与当前的物价问题绝非一样，这样的办法很难再起到“药到病除”的功效。

“非典”时期的物价问题集中在生活必需品、食品、消毒品、药品等上，操控范围不大，持续时间不长，没有必然性，而当前的物价问题却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不是偶然间发生的，带有根源性、普遍性和剧烈性，是经济市场化的结果。一纸禁令如能控制得住严峻的物价问题，那么我们搞的就不是市场经济。

2007年的物价问题是前年宏观经济出现问题后的后续反应，老百姓在“涨”声一片中度过了2006年，这一年水、电、气、煤在国家发改委（有人戏称是“国家发财委”）以“国际接轨”的名义“调高”后，生产资料价格再度升高，粮油的价格也一路直冲而上。钢材、建材、有色金属、煤油电价格涨了不少，服务项目价格也在悄悄涨，农副产品价格也跟着涨……随之而来的是各个行业的主要物价指数都正“蠢蠢欲动”。加工制造业、包装业几年前就有全行业“整齐划一”的呼声：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已经使他们利润十分低下，自己的产品也要涨价已是必然的选择。这就是现今物价问题，非一纸文件就能解决的原因所在。

近几年来，国家物价管理者们一直有一个认识，认为社会经济近十年来一直处在“低物价”运行环境中，认为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出现物价上扬是正常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临近节日就以“红头文件”这种非市场经济的方式强压物价，到头来，物价问题越积越深，已非涨工资、涨退休金所能承受。而事实上想以一再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方式，反作用于物价问题，只会适得其反，因为许多的行政文件都增加企业的负担，不出台惠民政策、减少企业的负担，价格只会一路上扬。

只要以原油、电、水、气、有色金属、钢铁、化肥、水泥为代表的上游产品涨价；只要继续片面强调国家利益、垄断行业利益；只要暴利行业仍然充斥着全社会，物价部门的管理职能继续缺失；只要社会乱收费现象继续存在，接受社会服务的成本继续增长，涨价绝非一纸文件所能解决，它只能是宏观经济的连锁反应。

试问：超市的牛奶涨价了，物价能追究谁的责任：超市的责任？超市会往奶厂身上推；奶厂的责任？奶厂会往牛奶农场推；农场的责任？农场会往饲料厂、养牛农户、水电公司身上推，你能追究到谁的责任啊，到头来只会推到近几年来国家发改委主导的宏观经济政策上来。

　　病急一方面会乱投医，另一方面也会迫使医生加重剂量。广东省人大代表朱某日前在参加两省时建议：针对低收入群体，当物价显著上涨时可恢复使用粮票、油票、肉票供给制度，便于计划经济手段与市场经济互相补充。笔者认为这倒是一个好政策。既然物价是一个连锁反应，只能由市场来慢慢化解矛盾，国家的干预在于政策引导和调控，对那些无法面对高水位物价的低收入群体，以票证的方式给予实际性补偿，这不失为一个好计策，而且会实质性帮助那些最困难的群体，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稳定职业和产业，物价在高水位时，他们只能受其害，而无半点益处，与其出台收效不会很明显的文件，不如实行票证供给制度，给最需要的人以最有力的帮助，然后通过市场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绝非一纸文件这么简单）的双重作用，慢慢稳定住物价。美国出现物价飞涨时，也曾使用过这个政策。